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学说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我国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团结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的衰落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causes, the majority of traditional cities in modern China underwent a decline in various degrees.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Suzhou, Hangzhou, and Yangzhou which have started to develop their new industry and commerce since mid-Qing Dynasty lies in such aspects as: the lose of transportation superiority in modern China; the fatal destruction caused by Taiping Revolution; the affects of the rising of Shanghai; the recess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y and slowed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y; and the conservatism in thinking and ideas etc. Translated by Huang Bangfu from 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07, (4): 1–11     

历史上的十一月

本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关于六亿支前借款通知，向市区内较大工商业及殷实富裕者借款，初步确定应借者为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免借者为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政府于借款两月后分期偿付，最迟于半年内还清。     

趋势

中国私营银行正吹大泡沫当有人让广州一家大型私营银行经理形容一下自己的商业模式时,他回答道:机会主义。这正是问题所在。起初,中国的私营银行填补了国有银行留下的缺口,向国内具有活力、但亟需现金的中小企业贷款。它们的运营模式更像一个投资俱乐部——在当地放贷,并清楚自己的风险。但这一良好的初衷,却被中国长期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逐渐弄变了形。私营银行如今正催生着一种泡沫——类似于过去10年西方出现的泡沫。私营银行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显而易见。它们可以在1到2天的时间内,对贷款做出决定,而且它们的行政成本估计仅为国有银行的五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当地放贷。对于一个遭遇周转资金问题的中小企业,速度尤为重要。     

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

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清算”发挥不同的作用,但都是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在南昌县土改中,“清算”不仅从政治上打击了“工商业兼地主”,更为重要的是,农民通过“清算”获取了大量的经济果实,有效缓解了由于乡村公粮负担繁重而造成的生活、生产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初期土改中的“清算”已不同于1945-1947年的“隐性土改”,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救荒”措施,这是中共新政权把民政工作“政治化”的表现.     

回望高山族人民抗日雾社起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字后,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于日本。在日本占据台湾的50年间,除了在军事上对台湾人进行血腥镇压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台湾人民进行奴役和迫害。由于日本本土国地狭小,资源贫乏,再加上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商业的畸形发展,使得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岛上丰富的资源进行大肆掠夺。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初期,我党参照、借鉴前苏联的经验,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通过加强对私营金融业的管理和整顿、积极引导私营金融业的资金投放和业务经营、组织私营行庄联合经营和联合管理、进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四个阶段,最终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     

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

近代以来,随着华北铁路网络的形成与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华北区域城市兴起的条件、布局及特点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铁路枢纽地位的形成和近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需要,一些地方逐渐形成新兴的城市。1905-1937年间正太、京汉铁路与石家庄城市崛起间的关系,便具体展示了铁路运输业与石家庄城市的交通运输业、工商业,城市人口增长和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及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式交通对近代华北城市群体的分布特点、城市空间结构、等级规模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汉镇巨贾--宋炜臣

提到近代武汉的工商业,张之洞、宋炜臣、刘歆生这几个名字是无法回避的。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实业,留下的遗迹和研究的文献颇多,无须赘言;而刘歆生则是拥有汉口1／4土地的土地大王,如今全国最长的商业步行街——江汉路,当年便是他的产业,只是那时它叫歆生路而已。时光飞逝,近百年过去了,刘歆生当年修建的一些门面房现在仍是江汉路上靓丽的风景,并仍在产生效益;离歆生路不远,有座当年汉口最高的建筑——汉口水塔,它的业主便是宋炜臣。     

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

在现有的行会制度史研究中,尚无专文对碑刻本身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刻石立碑是行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工商业会馆、公所从社会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行会受到封建官府保护的象征.在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的发展中,碑刻具有传承后世的记忆功能、惩戒违规的警示功能、颂扬美德的激励功能、公布官府法令的告示功能以及征信与佐证功能,有助于形成行业的凝聚力和从业者的自豪感,增强会馆、公所的权威性和同业商人对行业的归属感及维护行业利益的责任感,约束违规违法行为,对会馆、公所的变迁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