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已从父权制社会中脱胎出来,进入了文明时代。其时单偶制家庭已在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父权家族中增强了地位,父权家族的权力、财富及身份诸方面,均已存在明显分化,在一考古学文化中,出现了以某一聚落为中心而受权贵家族统治的若干割据争雄的地域政权。这不是封藩建国的宗法封建社会,也非奴隶制社会,更不是地主封建社会而是由处于同等地位的王权和神权这两根柱子支撑的社会,控制王权和神权的人物,成了掌握了政权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     

良渚——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

良渚文化的社会运作以神权为主导,玉琮是神权的物化,拥有玉琮即被赋予了神权。玉琮的分割表明其授受关系,体现了神权的授受。各聚落所属层级与玉琮的拥有方式紧密相关,并据此区分为四个层级。良渚文化玉琮、玉钺的使用方式体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大致上前期用玉有比较明确的规范,后期用玉规范松驰,揭示出良渚古国前期的政治结构高度集中,"良渚"聚落对各层级聚落保持强大的控制力;后期的政治结构趋于松散,呈现多雄并立的政治局面,良渚古国遂分化为多个古国。     

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政策的根源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开始缔造新的神权政治。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他始终不渝地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一基本国策(以下简称“两不要”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对内,他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新型神权政治;对外,他又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其奋斗目标。“两不要”政策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第一,从意识形态看,     

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托勒密王朝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法老埃及的王权与神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统一的,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托勒密王朝,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有效地控制了神权。这主要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鉴了法老埃及的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王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级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文化背景也使托勒密国王从意识深处拒绝给予宗教和祭司各种权力。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本土埃及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古蜀人的神性思维与中央意识

三星堆古蜀人的环境观念、宗教观念、政治观念无一不突显出强烈的“中央意识”。本通过对两坑祭法、出土重器内涵的分析,认为其社会、政治等诸方面“以中央为神圣”秩序建构是以众星拱卫的北极天区为参照模式,崇拜斗极的宗教情感与神性思维互为因果。“中央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成为维系三星堆古蜀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规范人间行为的核心,它对于形成三星堆古蜀国金字塔式整体结构的神权政体,形成巨大的向心力,防止王权式微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论中国早期都邑宫城宗庙核心区高级贵族墓葬墓主的身份

二里头、郑州商城及殷墟等早期王国都邑宫城宗庙核心区内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墓主有可能是重要的王室成员,可能是各自宗庙区最早的规划和营建者,也是各自宗庙区初始的使用者。此种礼俗表明早期王国时期神权依然与王权紧密结合。西周以降,随着走出神权时代的进程,此种制度消失。     

知文明

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模式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世俗政治秩序为核心的中原模式,以及以神权政治为核心的神权模式。良渚、红山文化时期等神权政体走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路径,采取了以个人为取向的政治策略,为了维护贵族统治,在宗教祭祀上消耗大量能量,从而导致缺乏自我更新调整以及应变能力。     

商代神权政治的再认识--兼论文化的多样性与学科借鉴问题

尽管神权政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其核心含义则是宗教在意识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但神权政治则不具备世界性意义。商代的政治思想中包含着原始宗教成分 ,但它从未能独立发挥作用 ,因此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商代神权政治论是难以成立的     

试论巫觋集团在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神权地位

红山文化中晚期,天地神灵信仰获得了普遍发展,同时也形成了巫、觋集团。巫、觋集团操控着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他们沟通着人神之间的关系,具有崇高的神权地位。形成了红山文化中晚期以巫觋为最高领袖的神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