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思与神仙：云峰诸山北朝题刻的形成

天柱、云峰、大基三山的北魏郑道昭题刻,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表达孝思的碑铭和意味着修仙的石室,天柱山和云峰山均对应出现,在神仙之游和逝者纪念之间建立了联结。在任职地复刻父亲墓前之碑,这种不寻常的做法,可能与郑羲死后的谥号贬字和家族名誉有关。云峰山题刻的九仙世界和大基山营造的修道空间,则延续了汉晋以来传统的神仙世界想象和修仙观念,不同于江南流行的神仙洞天和山中道馆。五十年后郑述祖故地重游,强化了三山题刻的情感意义,使之成为叠加性的纪念景观。     

从古代神仙体系构建的历程看小说之功

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由散到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又受到了神仙观念的影响,小说与中国古代神仙仙话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在对神仙体系的构建中,小说功不可没,它对神仙人物的定型化、丰富化以及神仙观念的普及化都有重要的作用。     

二郎神的混乱家世

中国的神仙里,二郎神杨戬人气颇高,神职却并不高。宋代有一部《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集道教黄箓(lu)斋法之大成,里面介绍了各种祭神、拜神的仪轨。在第51-56卷《神位门》里,还开列了3600位道教神仙的大名单.其中,二郎神全名为“齐天昭惠灵显清源真君”,总排名居然只在第3296位.     

《真灵位业图》纂者为陶弘景新证——兼与广濑直记等先生商榷

从署名、序言、神名、文献关系四个角度综合分析,《真灵位业图》的作者只能是南朝齐梁之际的陶弘景,大约编纂于499—517年间。北周《无上秘要》“道人名品”只是《位业图》的改编本;唐代《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中潘师正所引“登真隐诀真灵位业经”的神名并非全部源于《位业图》,而是来自《登真隐诀》和《位业图》两部独立的文献;唐末闾丘方远仅是《位业图》的校定者,而非窜改者或重组者。鉴于目前学界质疑陶弘景编纂《位业图》的各种意见均缺乏足够说服力,故其无法影响关于六朝中陶弘景道教地位的相关讨论。     

浅析汉画像中胡人形象

画像石和画像砖是汉代文明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丰富,在画像石和画像砖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曾被史学家称赞为“绣像的汉代史”。对汉画像中胡人形象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多集中于胡汉交战图的研究。在庞大的汉画像体系中,胡人形象不在少数。根据归类,其类型可分为胡汉交战图、佛教胡僧、守桥护堰偶像、胡奴和乐舞百戏。虽然这些图像中的胡人各异,但是由于当时汉人对西王母的狂热崇拜,以及佛教的初步传入,所以这些画像中的胡人的形象可能离不开神仙崇拜的范围。它主要与汉代人们的思想有关,很容易将异域人理解为仙境中的人物。文章着重于对这些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进行粗浅的分析。     

影响大人物的“神仙”

为明星指点迷津的“白龙王” 8月17日，香港娱乐圈传出一条爆炸件新闻：“白龙王”去世了。 严格来讲，这个说法并不确切：白龙王是岭南乃至东南亚盛行的偶像崇拜神祗，本应是无生也无死的。     

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

唐人喜神仙。唐代有作为的皇帝都信神仙,到处寻求丹药,以求长生不死;朝廷中的官和读书人也信仰神仙,特别虔诚,甚至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一些宗室贵族、武将、宫人和平民百姓,也十分信仰神仙。有唐一代,神仙信仰广被社会,深入人心,成为鲜明的时代风尚。     

三教圣境观音堂

观音堂位于长治市西北5公里处的梁家庄．建于明代万历十年。这里的观音独其特色,她坐在莲台之上,面善目慈,身体微微前倾,目光俯视,左臂自然伸直,左腿下垂,脚踏麒麟兽尾部,右腿弯曲,脚踏祥云,右手很悠闲地搭在膝上。似乎她不是个神仙,倒像是个回家探亲,走累了的俏媳妇,正坐在路旁的石头上来小憩。这与在她左右两侧半跏而坐．单掌立胸．一派庄严、虔诚、肃穆的文殊、普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徐悲鸿与《八十七神仙卷》

以绘画骏马而著称于世的徐悲鸿,自身也颇具骏马的直爽与洒脱,这从他购藏古书画时所表露出来的性情中可以得到最直接而淋漓的体现。据说,居住北平期间的徐悲鸿,经常前往琉璃厂古玩市场购藏古书画,每每遇见比较心仪的古书画时,他便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     

皇帝与方士

战国时期,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是渤海,烟涛微茫,变化莫测。大家以为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动物都是白色的,用黄金白银建造宫殿,中有逍遥长生的仙人,炼制不死之药。此时,神仙有宋毋忌、正伯乔、充尚、羡门高4位,修仙者只追求个人解脱,并不济世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