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

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目的地制度性行为对目的地品牌资产的作用路径研究——来自西北五省旅游业的市场证据

在旅游消费升级驱动下,目的地品牌化日益成为国内外旅游业竞争的焦点。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从游客的全新视角探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中目的地的相关制度性行为如何影响目的地品牌资产。数据显示,旅游目的地不但可以通过制度性行为正向影响目的地品牌资产,还会通过品牌合理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品牌资产;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不同于一般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适用机制,目的地制度性行为效应的大小独立于目的地熟悉度的高低,目的地熟悉度并不是目的地制度性行为发挥效应的外部条件。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展现了制度效力对目的地品牌建设的重要作用,还能进一步丰富目的地品牌资产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并为目的地营销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明代梧州府驿站考辨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明代梧州府水陆交通位置冲要,曾作为两广总府驻地,驿站、驿路分布较为密集。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明代梧州府的14所驿站逐一进行了考辨,纠正了部分讹误,认为明代梧州府先后在1州6县设驿站,设置时间集中在洪武年间,此后梧州府的驿站数量不断减少,至崇祯三年仅存5所驿站。同时,明代梧州府驿站的裁撤与驿站类型,根据统治需求与交通状况及时进行了调整,体现了明朝驿传制度在广西梧州府地方运行的实际形态。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学术综述

在“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众多国内研究英国史的专家学者围绕“英国制度创新及其世界意义”主题展开了研讨,分别从英帝国与外交政策、英国政党与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展示了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明初礼仪制度管窥——以鲁荒王墓出土文物为例

明朝在元末天下大乱、动荡不安的背景下立国,明太祖朱元璋深感元朝"中国之礼变易几近""华风沦没,彝道倾颓"之弊,力图革除元代"胡礼",恢复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格外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甫一即位便着手大范围的礼制变革。不过由于建国时间较短,礼制实践的基础不足,直到洪武末年,明朝国家礼制的主体才趋于完备和定型。鲁荒王朱檀是明初第一个按亲王之制埋葬的帝王贵胄,其墓及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正是明初礼制建设过程的缩影。     

比较制度优势是中国抗“疫”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其优势更加明显,这是中国抗"疫"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充分集中力量抗击疫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击疫情,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能保障依法有序抗击疫情,避免社会动乱;坚持民主集中制使国家机关做到联防联控,形成高效快速的执行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制度使中国获得了众多国际社会的援助。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的逻辑指向及实现之道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具有鲜明的逻辑指向,一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着力加强党的建设;二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从政环境;三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创造依法行政空间;四是促进民主政治现代化,努力打造现代政府。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在思想维度,要重视容错纠错机制功能,明晰容错纠错机制边界;在运行维度,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程序,规范容错纠错机制实践;在管理维度,要科学容错纠错机制管理,保障容错纠错机制实施;在制度维度,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法制,提升容错纠错机制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