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加拿大新种族主义的态势剖析

加拿大种族主义的产生和盛行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二战前,殖民主义的长期历史在欧洲社会培育了“种族优越论”。“种族优越论”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持这种观点的欧洲白人认为人种与个性、智力、文化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势力在美洲大陆的扩张,“种族优越论”的观点也逐渐在美洲盛行开来。基于这一论断,加拿大的高加索白人被认为是“优等种族”,理应凌驾于其他“劣等种族”（如非洲黑人、非白人种族）之上,因此天生就有享受自由的特权,并具备创建民主体制的能力和统领世界各国的权力。与此同时,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使部分欧洲公民养成了利益独占的心理。     

美国华人新移民与华人社会

华人移居美国始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移居美国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的广东。1965年美国修改移民法后,移居美国的华人数量迅速增加。新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美国华人社会以粤侨为主的状况,并导致了传统华人社会的变迁。     

日本民族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及其对当代日本政治的影响

日本民族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具有飘忽不定、趋炎附势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民族善于随机应变、相机行事;第二,日本民族对自己、他人及人类的责任意识淡薄;第三,日本民族的价值判断往往建立在“他者指向”的基础上,这是受集团归属意识的影响而产生的特殊结果。日本民族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对日本当代政治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追求成为所谓“普通国家”;第二,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第三,出现军事大国化的新动向。     

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这一问题。其所涉及的面相比既存研究所论述者更为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并不那么激进,甚至还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东亚共同体笔谈——“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章都不乏予读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之学理意义

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是其民权主义政治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始终坚持以地方自治为政治理想,并由此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系,体现了孙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属性,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虽然这一地方自治思想体系带有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在近代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挫折和障碍,但其在学理上的意义是应当给予认真总结和充分肯定的。     

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是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也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时期。一方面,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原本就异常艰辛和曲折,到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武装侵略、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这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的进程无疑深刻地打上战争劫难的历史伤痕;另一方面,自20世纪以来逐渐觉醒并日益滂湃的中国民族意识、现代主权国家观念和思想潮流,在五千年文明蕴力的基础上形成了足以取得抗击任何外来侵略战争胜利、扭正中国社会发展航向并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震撼人心的浩然生命韧力和强力,这又是中国20世纪社会发展甚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历史上甚为关键、极为重要的一页。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作为20世纪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我们组织、约请了对抗日战争问题向有深入研究的魏宏运先生、王桧林先生、王建朗先生、荣维木先生,从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对中国社会转型、抗战中的中国与20世纪的国际外交体系的变动等角度,各自贡献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以表达作者和我刊对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在我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段历史的纪念和思考。     

试论许衡的历史思想

许衡从理学的基本命题出发,对社会历史的盛衰原因进行思考,他认识到历史变化的必然性以及盛衰治乱的对立统一关系。许衡将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判断历史盛衰的标准,主张无论君臣都要“以公为心,以爱为心”,并阐明了一系列正君心、求民心的思想。许衡具有鲜明的通变史观,他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总结历史经验,为元朝统治者论证了“行汉法”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许衡论史而求理的思考,对于提高元代历史观的哲学思辨能力十分有益。他的历史思想对于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蒙汉等多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共同提高。     

"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学术研讨会"概述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7～19日在成都市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承载历史的歌声——记著名歌唱家李光羲

歌,舞和文学艺术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在当今社会中,无论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还是各种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歌舞。劳动造就了歌唱,历史延续了歌唱,社会发展了歌唱,在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无法想象没有歌声的境况。歌唱已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已和社会的各项活动密不可分;它既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历史的印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