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世界战略及我国面临的挑战

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以后,由于受国际环境和本国内部条件的制约,在日美安保体制下,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卧薪藏胆,两耳鲜闻世间事,苦心经营内部事务。经过艰苦拼搏,终于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崛起,是亚太地区,也是整个世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日本观,同时也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中间,变得财大气粗,一改过去的小国意识,大国意识和民族主义倾向明显膨胀。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自70年代起,日本的     

萨科齐被判入狱

2021年3月1日,法国巴黎轻罪法院宣判前总统萨科齐“腐败”和“以权谋私”罪名成立,判处其3年有期徒刑,其中包括1年实刑。萨科齐也由此成为首位被判入狱的法国前总统。现年66岁的萨科齐于2007年至2012年担任法国总统。近几年他官司缠身,但仍然在公众场合频频露面,试图重返法国政坛前沿。法国舆论普遍认为,萨科齐此次被判刑令他的政治前景“黯淡”。图为3月1日,萨科齐(中)抵达法院,向周围人摆手示意。     

高职药学专业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在日常的以职业为导向的实践课程中都应当时时刻刻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对于药学专业的高职学生而言,他们的道德的建设要求是比其他专业的高职学生更加严格的。因此,高职药学专业的教师就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教学改革,从而不断提升高职药学专业的职业道德素养,从而引导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实现更好的工作能力。     

学习陈云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陈云一贯重视研究国际问题,善于结合国内经济建设与国际形势变化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对帝国主义本质与特征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国际关系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更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积极探索.重温陈云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对维护作为国家安全根本的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黄侵运逼"视野中的淮河变迁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当初,淮河本是"四渎"之一,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然而从1128年杜充决黄河开始,因为掺杂了诸多人为因素的700多年的黄河夺淮,因为明清时代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因为截淮的高家堰与汇淮的洪泽湖,淮河失去了河形、失去了下游、失去了入海水道.这样的自然与人力综合作用、"黄侵"与"运逼"交相折磨的淮河,又引发我们广泛的文学拟喻与深沉的哲学关怀.以言文学拟喻,传统帝制时代的黄河可称"父亲河"、运河可称"富贵子"、长江可称"母亲河",淮河则是值得同情的"隐忍子";以言哲学关怀,淮河与黄河、运河、长江之间的"恩怨情仇",既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也展示了政治权力对自然变迁的负面影响.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之差异与舆论交锋

淮河水灾问题是指淮河水灾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是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突出的问题,对淮河流域革命有巨大影响.在国民党政府前期、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不同,双方进行了舆论交锋.这一过程也是国共两党社会形象构建过程,从而影响了人心向背,决定了革命的走向,最终中共在人民支持下取得了革命胜利.     

金朝世婚家族乌林答氏研究

乌林答氏是金朝重要的世婚家族。在完颜氏领导的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初建之时,孩懒水乌林答部就已加入。太祖起兵反辽后,原系辽籍女真的乌林答部也随即归附。乌林答氏自加入军事大联盟后,以世代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其与完颜部的政治联盟,其成员不仅频繁活跃于金朝的各种政治活动中,还积极参金朝对内对外的军事战争,为金国的建立、发展和稳定统治贡献巨大。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