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耀州青瓷釉的研究

应用光学显微镜、X射线衍射、电子探针以及激光拉曼分子探针等测试技术对唐代和五代典型耀州青瓷残片釉的显微结构构造以及釉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依据众多的微构造参数和化学组分特征对各时代青瓷的烧成温度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耀州青瓷的烧成温度均在1200℃以上,唐代的约在1220-1270℃,而五代的则在1260-1310℃。     

社会文化环境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让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节节攀升,“有钱有闲”的民众不断增加,这就为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契机。但是,在旅游业迎来更新、更广的发展空间的同时,社会文化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刻。本文针对不同要素在旅游业发展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和整理,之后为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一些策略。     

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与俄国女权运动之兴起（1905—1908）

1905—1908年是俄国女权运动兴起时期。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应运而生,并且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成为女权运动的中心。该组织是俄国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其成员也属于俄国社会的新群体。它的历史是俄国女权运动兴起时期的缩影。但是,该组织的活动迅速归于平寂,证明了俄国女权运动跌宕起伏的艰辛历程。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缀合示例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接受社会捐赠青铜带钩几种作伪现象浅析

2021年3月,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接受宝鸡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捐赠藏品共计456组(904件),其中青铜带钩182件这批青铜带钩以战汉时期的居多,形制多样,纹饰丰富,铸造工艺精湛,体现了战汉时期的制造风格和精湛技艺,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由于青铜带钩存在表面锈蚀、断裂、残缺等病害,提取至实验室对其进行保护修复,在修复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青铜带钩存在作伪现象。     

“三个务必”的三重维度探析

“三个务必”是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同志发出的伟大号召。这一号召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理论自信与历史主动。“三个务必”既是对历史教训与历史趋势的洞明把握,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新时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三个务必”的三重维度既相互区别,又含有内在逻辑指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提供了精神财富和不竭动力。     

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作为清代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选择了以江南地区为蓝本来呈现汉族农村的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过程。之所以如此,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不可分。这些要素的选择,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具有厚重的心理学涵义,即确立清廷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革新社会秩序,表征统治者理想的农村模式。因此,康熙《御制耕织图》具有突出的社会治理属性,对理解历代耕织图的功能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共和派的“同化”政策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

在法国殖民史上,阿尔及利亚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部分,是法国本土的延伸,称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法国的共和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一开始,共和派就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积极支持者。在殖民过程中,共和派更是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为由,提倡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正是在共和派的推动下,法国确定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然而,在殖民实践中,这种“同化”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涉及当地土著人口,而是仅限于阿尔及利亚这块土地和居于其上的欧洲人口与法国本土的“同化”。这种排他性的“同化”政策有着观念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而它的实行则让“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始终是一个只属于法国人的政治神话。     

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一书,是费正清早期研究的代表著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综合利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术著作,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历史互动图景。费正清摆脱当时西方学界传统古典汉学和民族志学的窠臼,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这部早期代表作,涉及清代观、近代观、帝国主义观等理论问题,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作为一种科贡吉礼,宾兴礼仪的对象皆涉选拔,仪式等差有别,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以后,基本完成了宾兴礼仪的程式化过程,被明确列入地方礼典,且尤以京师周围府县最为凸显。兼具国礼与民俗的宾兴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送科举与报捷仪行之于公众,体现了对科举中式者的礼遇和庆贺,传达了朝廷待贤以礼之道,具有明显的展示和引导作用;在隆重而有节奏的鹿鸣宴上,宾主和谐举杯相庆,重在传达慰问、感谢与祝贺之意,表前励后;庙学释菜礼通过告慰和激劝士子,倡导儒学,化民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