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遗产学学科构建论略

民族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构建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学界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创新。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学科体系和规训制度等方面进行梳理、归纳、研究、创新,进而确定学科边界、内涵范畴、发展方向、规范要求,是学科构建的基本工作与根本要求。     

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最初是由西人进行的。1830年代,西人中的对华激进派通过对清朝排外政策及其弊害的强调,为武力侵华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建构。西人这种政策论辩还导向对国际法与自然法、中西文明地位与价值的论述,同时鸦片问题也触及道德层面的思考,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西人对鸦片战争及其意义的阐释。与此相联系,他们将相关论述延伸到对清代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并以进步史观为依托,形成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认识,中国近代早期以清朝"自强新政"为中心的变动在此种观念背景下得到评论与书写。上述论点与史观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逐渐沉淀为具有较长远影响的早期中国近代史体系。     

肯尼迪政府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政策

肯尼迪在美国面临巨额国际收支逆差的背景下入主白宫。严重的逆差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引起西方世界对美元信用的置疑。因此,调节逆差成为肯尼迪政府的重要使命。肯尼迪政府调节逆差的政策主要体现在肯尼迪提交给国会的两份特别咨文中,即1961年2月6日的“黄金和国际收支逆差特别咨文”和1963年7月18日的“国际收支特别咨文”。以两份咨文为蓝本,有关部门展开了系列的开源节流行动。美国的逆差调节行动使美国政府内部和北约盟国间的斗争起伏跌宕,充分暴露出权力政治的实质。     

金代东北边疆的官员管理

金为加强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东北地区的官员管理极为重视,依据东北的特点选择官员,严格考课,并将猛安谋克这一女真族的军事组织也纳入封建考课体系内,同时强化监察制度,制定了具有东北特色的官员管理制度.     

法家“契约诚信论”及其近代本土意义

诚信危机,是中国公德系统的刺目现象。危机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契约诚信的观念和行为缺乏制度的坚守、法律的保障和公德的护持。与儒家的心性命理派和道德理想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实学事功派和儒家现实主义,曾创生过“不信而信”的契约原理,这一原理曾一度在法家“循名责实”、“刑名参同”的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法律的体现和制度的落实。通过对比发现,中国主要形成于法家思想中的契约式诚信体系与近代西方的相关体系之间,无论在政治前提、人情基础,还是手段方法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在证明法家诚信说具有近代转化之本土潜力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何以步入近代的中国人每每拿管、商、申、韩对西方的法律契约原则作连类格义,以及许多日本学者习惯于把中国的苟子和韩非比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创始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解释。     

明治旧民法典的编纂及其特点

明治旧民法典是日本近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一页,虽然其未被实施,但是,从明治旧民法典编纂过程来看,它是近代日本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近代日本法律体制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山西道教名胜古迹拾零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古老宗教,它与儒、佛并立于封建社会,合称为"三教"。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时代,道教的社会声势及其信奉人数均不及     

科学发展观与地方志编纂

科学发展观与地方志编纂,从表象上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用科学发展的观点、观念,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地方志是记述一地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其功用是“资政、教化、存史”。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