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最初的王城——风纳土城之调查

自1997年后持续发掘调查的首尔江南风纳土城,因城墙规模巨大,出土了许多与王城相符的遗迹及遗物,被推断为百济最初的王城河南慰礼城。遗址出土了诸多邻国制作的物品,证实当时百济与周边国家保持着交流。特别是数十件中国西晋至南朝刘宋时期施釉陶器、钱纹陶器等类物品的出土,揭示了3世纪以后百济与中国在陶瓷器交易乃至宗教、思想层面广泛而紧密的交流,也为百济史及与中国的交流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认识。     

殷墟卜辞中的礼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大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称为大作,殷墟卜辞中有"令尹作大田"的记载,大田指大田礼。无名组卜辞中有"作礼庸",礼庸指常礼。商代礼制中有"旧礼"和"新礼"区分,合于先秦思想家所说的损益之道。     

《宋史·礼志》的主要缺陷

《宋史·礼志》的主要缺陷可归纳为13类:沿袭旧史致误;改元不统一;人名错误;时间错误;混淆史事;史事重复;脱字、衍字、错字;史料错误;不明史事而致误;避讳未改回;记事自相矛盾;文字颠倒致误;删改、概括错误。对这些问题应当予以充分重视,要仔细查找史源,以便真正弄清史料原意而不致产生讹误。     

从居丧之礼的变化看魏晋时期孝道观的调适

居丧之礼在儒家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魏晋时期也受到格外的重视。通过丧服变除,使居丧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约束情感,恢复正常生活,情、礼兼重的孝道观也得以形成。但在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情在礼制中的地位大为提升,逐渐成为体现孝道最重要的因素。对此过程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礼学与玄学的关系,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调适与互动。     

礼与汉代致仕

两汉时期是皇权制度发展的初期,君权尚未得到极端强化,士人的自尊意识与礼遇诉求并未消失,君主礼敬臣下的仪制也是多方面的。在致仕过程中,士人通过引用经典与对经典的诠释来体现其自尊意识,君主也需遵循礼的原则,做出礼敬臣下的姿态。借此我们可以分析礼在儒家士人政治理念中的深层次含义,进而更深入认识古代社会的君臣关系与皇权制度。     

终于仁礼 成乎君子——浅析中国传统人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人哲学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笔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将传统人学归结为以下两点,即"仁"和"礼"。同时,结合时代背景,试以传统人哲学精髓分析当今社会热点问题,以突出中国传统人哲学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并呼唤其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复归。     

明清民事审判中的裁判性因素探析

明清时期民事审判的裁判性因素主要包括礼、法、情以及利益。这些因素在审判过程中是一个有机联合的整体,任何一个判决都是各种各样裁判性因素杂糅之后的结果。唯有认清这一点,才不至于在条分缕析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才能避免片面化的主观臆断,从而对明清的民事司法现象进行真实、全面、立体的描绘。     

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障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在全球化、信息化急速发展的今天,我国面临着国际规则、国家法权与民间治权等方面的多重考量,礼俗互动所寓含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或有助益。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汪中礼俗观念的思想线索和社会背景

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汪中尊崇汉学,排斥宋学,而礼学造诣深厚,对如何践履孝道、改良贞节礼俗和救助孤寡均不乏己见。他的主张既是与宗宋学者及当时名流进行对话,又受现实生活激发,其局限性同样应从思想和社会的双重背景来理解。汪中的礼学思想产生了不同反响,南菁书院即为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