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补与“官样”装饰研究

胸背装饰在服饰史上并不罕见,但直至明代,才被真正纳入章服规定,成为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武官服花样皆为祥禽瑞兽,各有意涵,以别等第。在明中期的奢僭风气之下,官服补子由织金演变为多彩,高等级花样最受世人青睐,成为官补图案的典范,被低等级者模仿,致使造型趋同,等级差异模糊。受官服影响,其他工艺美术门类亦流行“官样”装饰,但其礼制意义已然淡薄,更多的是在体现祈愿与美化的功能。     

夏代礼玉制度探源

5500年前,几乎使太湖地区濒临灭亡的一场大水缔结了吴地与玉化和鱼化的不解情缘,玉化和鱼化又共同造就了具有玉的秉性和鱼的天性的虚心、细腻、活跃,讲究精益求精,崇尚开拓开放的化特征。玉化和鱼化蕴育了明社会的合理内核,为泱泱中华迈入明社会的门槛,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基础,而玉器从实用器进而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礼器的整个过程也即是夏代礼玉制度的重要渊薮。     

明初礼仪制度管窥——以鲁荒王墓出土文物为例

明朝在元末天下大乱、动荡不安的背景下立国,明太祖朱元璋深感元朝"中国之礼变易几近""华风沦没,彝道倾颓"之弊,力图革除元代"胡礼",恢复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格外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甫一即位便着手大范围的礼制变革。不过由于建国时间较短,礼制实践的基础不足,直到洪武末年,明朝国家礼制的主体才趋于完备和定型。鲁荒王朱檀是明初第一个按亲王之制埋葬的帝王贵胄,其墓及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正是明初礼制建设过程的缩影。     

思想与行动的距离——中国古代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概观

中国古代先后两度出现性质相当不同的资源环境困境。第一次是西周至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山林川泽自然资源不敷利用,资源困境的忧思催生了早熟的自然资源保护思想理论和礼法制度。第二次是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爆炸”造成的巨大资源(特别是土地)危机和生存压力,使18世纪末期(1790年)成为历史上的环境拐点,山区毁林开垦迅速显现出恶劣的环境后果,促使当时社会展开以山林保护为重点的环境保护思考和行动。两者之间是一个思想与行动都显得相对平淡和迟滞的阶段,但也有若干历史情节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围绕山林川泽之利,发生了国家从“专山泽之利”到放弃山泽垄断的制度变化;二是先秦诸子的自然观念和资源保护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一次明显升华。     

二里头文化陶礼器造型艺术研究

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造型艺术表现为简洁质朴的艺术风格,这与夏代礼制文化中"尚质"的审美倾向十分吻合。陶礼器的造型艺术由黄金比例、纹饰和仿生三种设计方法以体现陶器造型和装饰的简洁与抽象性,而三至四期动物造型装饰的增多则为商代青铜礼器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酒器和食器的器物造型构成了礼仪中行为与时间的观念,以及动与静的礼仪活动的日常行为规范。而高等级墓葬中的稀有陶器斗笠形器,其造型与古人对天的描述相同,它不仅代表了所葬之人的身份与职能,还是上层社会对天祭祀权力的象征。     

试论隋代的壁画墓与画像砖墓

壁画墓是表现封建社会中上层社会墓葬等级制度的重要考古资料。将隋代壁画墓以及画像砖墓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归纳出隋代壁画墓所表现的隋代墓葬等级制度及隋代礼仪。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南北朝壁画墓的发展与唐代壁画墓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古代壁画墓的历史演变过程。     

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反映的深刻意义——祆教艺术和中原礼制艺术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一些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出土的石质葬具上带有明显的中亚祆教因素,反映了远离故土的粟特人在中原的生活风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保留情况。墓葬形制以及出土的石质葬具明显地具有中原文化传统,是受到了中原礼制艺术的影响,反映了中原文化与中亚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情况。     

论平遥古城之发展旅游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在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古城内,古城墙、古民居、古街巷、古店铺、古庙宇等各类建筑保存完好,风貌犹存;以市楼为中心,以南大街为轴线,对称地分布着左城隍、右衙署,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寺院的这种古代左文右武的封建礼制格局;古城内主要街道两侧,完好地保存了220多家古店铺。     

从背官趟水看“官场礼制”

这些解释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官场“礼制”深入人心,做起来丝毫不以为舁样。官员们认为尊卑有序,不值得弄出风波     

论藉礼仪式兼及《良耜》等几首诗与藉礼过程之关系

本文依据《国语·周语上》所载藉礼仪式祀典 ,主要考察了藉礼仪式的过程 ,即准备阶段和藉礼仪式阶段 ,并对藉礼仪式做进一步的划分和说明 ,在此基础上 ,对藉礼仪式的用乐进行索考 ,以为《诗经》中《良耜》等五首诗与此仪式有关。最后对藉礼仪式的目的即“教敬”、“劝农”等作了相关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