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十同年图》卷初探

明人《十同年图》卷是描绘明中期大臣李东阳、闵珪等十位甲申进士同年的一次雅集的群像画,创作于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年)。它是历代雅集图的继承和发展。画面生动地再现了孝宗朝精英朝臣的群像。明孝宗以仁政和善用贤臣享有盛名.其统治时期是明代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期,“甲申十同年”是当时官僚体系中的中流砥柱.此图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此卷为闵珪家藏本,后人提到此图为宫廷画家吕纪所作.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传佛教中的供养神,最早最重要的是观音,在观音的诸多身形中,又以十一面观音这一身形传入的为最早,据《西藏王统记》载,当年松赞干布(617-650)为了寻找自己的本尊神,曾派化僧去南印度等地,请来了十一面观音等像,也就是说十一面观音像式至少在7世纪就传入吐蕃作为吐蕃赞普的本尊神受到供养。同样在汉传佛教中,十一面观音经在北周时期就有译经传入,经中也有详细的造像样式描述。但通过实际调查及图像的排比,发现十一面观音像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实际上存在两个像式系统,即汉一-日系统和印-藏系统。本以佛教造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十一面观音像为中心,讨论其流传像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百年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及其设计创新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发展已经得到了飞跃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各种文化品牌的设计一直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并且这些文化品牌的设计逐渐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除此之外,上海红色文化品牌的理念也在不断的进行着革新,因为出现了不同层次的设计形式。该篇文章对百年上海红色文化品牌的发展现状做出了分析,并为他设计创新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乌兰乌拉湖的夜空

与乌兰乌拉湖的相会,从夜晚开始的。也许如同它风格迥然的名字一样,与乌兰乌拉湖的千里相会,相比于我们曾经工作过的湖泊,并不是那么容易。即便是拥有近三十年青藏高原湖泊科考经验的我们科考队伍,从进入无人区以来,也花费了预计时间的两倍,才终于来到它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