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道教镜的年代问题

从墓葬考古的角度来看,唐代道教镜出现的年代、在丧葬中的功能等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否定王度《古镜记》及其“古镜”的年代为初唐或盛唐早期的可能性。《上清长生宝鉴图》所载第二种镜图的年代应不晚于七世纪后半叶。这份镜图或其所代表的实物才应该是《古镜记》之“古镜”的真正来源。     

洛阳伊川大庄唐墓出土铜镜年代及反映的文化交流

洛阳伊川大庄M3是洛阳地区不多见的出土器物甚丰的小型刀形墓。出土器物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文官俑、马、骆驼、罐、铜镜等,发掘者根据铜镜的流行年代将墓葬的年代确定于不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然而根据墓内大部分器物特征,此墓年代应该在唐代早期,从而证明这种打马球的菱花镜早在唐代早期就出现。此铜镜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观念,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     

河南温县南张羌M36、M89发掘简报

2007年3月至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温县文物管理所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南张羌镇南张羌村南抢救性清理了一批汉墓。其中M36、M89保存较好,均为竖穴砖室墓,出土有陶器、铜器和铜钱等。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组合及特征推断,M36年代为西汉早期,M89年代为西汉晚期。两墓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为豫北地区乃至中原地区汉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四川德昌县罗家坡遗址2018年度发掘简报

罗家坡遗址位于四川德昌县麻栗镇阿月村9～13组。2018年7—9月,为配合成昆铁路（峨米段）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重庆师范大学山地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竖穴土坑墓1座、灰沟4条、灰坑9个、房址1座以及大量柱洞等遗迹,出土石器、陶器等遗物30余件。遗址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墓葬发掘为进一步探索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晚期安宁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埋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房址和柱洞的发掘对讨论本地区大石墓时期建筑形态、居住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朔州出土金代墓志

1983年山西朔州城区修筑通往南河槽的地下污水道，在南关外瓦瓷地挖出一座金代砖券石棺墓。石棺为细白沙石雕成，长120、宽80、外高50厘米，棺盖厚10厘米。棺内只留骨灰，出土铜镜和正隆元宝铜钱约十多斤，均被当时挖土方工人卖到城关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唯有墓志一方仍在石棺外不远处泥土里掩埋着，半块外露，清理出来尚完好。该墓志为石灰岩质，长40、宽36、厚10厘米。四边不整，一面磨光，镌刻楷书18行，共319字(图一)。墓志铭全文如下：     

论殷墟铜器墓中陶器的使用方式

殷墟的高等级墓葬多是通过随葬的铜礼器来彰显其身份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铜器墓中或多或少还随葬有一定数量的陶器,以往学者似乎并未对随葬的陶器加以关注,只是一并将它们归人随葬品叙述了事,并未对这些陶器在随葬品组合中起到的作用做过多讨论^[1]。本文拟通过对殷墟铜器墓中陶器使用情况、陶器与铜礼器的配合使用方式     

铜川阿来金、明墓葬发掘简报

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铜川市考古研究所对铜川耀州区阿来村的金代和明代墓葬进行了发掘,为研究渭北地区的葬俗葬制及地理沿革,提供了新的资料。     

江西樟树国字山墓地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筑卫城遗址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大桥街道办事处彭泽村委会洪光塘自然村东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理坐标为北纬28°02′07″,东经115°36′14〃,海拔约55米。遗址处在赣北平原与赣中丘陵交接区域,位于大姑山北坡余脉土岗上、赣江东岸丘陵山地的西侧边缘地带。其南20公里为新干牛城遗址和大洋洲商墓,西南30公里为吴城遗址,周围还有新干战国粮仓遗址、丰城丽村古城遗址等(图一)。     

句容寨花头土墩墓群发掘报告

2005年4~9月,为配合宁常高速公路建设,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江苏省句容市发掘了寨花头村6座、周岗村2座土墩墓。8座土墩墓共发现墓葬95座,器物群50组,灰坑12座,房址4座。出土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硬陶器、软陶器、玉器等共1334件。本次发掘在土墩墓的形制结构、丧葬习俗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为深入研究江南土墩墓及青铜时代江南地区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     

周口市川汇区幸福河唐宋墓发掘简报

2018年,周口市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对周口市川汇区幸福河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7座,年代为唐、宋时期。墓葬皆为砖室墓,随葬器物以陶瓷器为主,其中M4出土的黑釉四系罐,对探讨巩义窑早期制品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