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伊吾袄庙“素书”非塑像辨

敦煌文献S．367记录了敦煌伊州伊吾县祆庙的宗教仪式活动,学界曾指出文献记载的“素书”乃“素画”之误,遂认为此座祆庙供奉的乃该教神只的彩绘塑像。本文考察了古汉语中“素”字用法,及该段记载的具体语境,认为无论“素书”或“素画”,皆应指该庙中所供祀的祆神素描画像,而不是彩绘塑像。萨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本无神像崇拜,中土祆教的画像崇拜本身即表明其由中亚地区“间接”传入的特色。随着时间推移,传入中土的祆神画像其功能发生了改变。原本在袄庙中供奉的祆画,到了唐末五代,进入民间,为当地百姓赛袄所用。     

彭山画像崖墓墓门石刻画像试论

彭山画像崖墓画像石刻分布在崖墓墓门、墓室、画像石棺上,而以墓门门楣为主。崖墓墓门体现了汉代蜀地平民的死亡观念,是死亡之门、冥界之界,同时又是再生之界、通神之途、升仙的起跑线。     

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

汉代西王母崇拜充分表现在汉砖、石、镜及摇钱神树上的西王母艺术图像中,其发展经过了“长寿之偶像”、“神的救赎”、“神的创世”3个阶段。汉代人所以崇信西王母,一是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即祈福成仙;二是基于精神的需要,即试图冲破制度的束缚以寻求情欲的满足和自身价值的实现。     

汉画风伯形象及其功能探析

在山东、江苏等地的汉画像中均可见到一种力士鼓唇吹气的形象,这一形象就是汉代人塑造的风神风伯。风伯或出现于雷电云雨之神出行的队列中,或张口弄舌地吹掀屋顶,或与箕星为伴驰骋于月夜星空。通过对诸类图像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风伯神话是在先秦流行的箕星信仰与飞廉崇拜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而风伯画像作为汉代丧葬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承载着佑助墓主灵魂升仙的宗教功能。     

全真祖庭——陕西户县重阳宫的石刻造像

陕西户县重阳宫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修炼成道之地。元初全真教被奉为国教,风行于中围北方,重阳宫更是被尊为“祖庭”,地位显赫。在其极盛时有道上达万人,建筑规模极其宏大,众多高道在此修炼、传道,以至仙逝,因此也就留存下来大量宝贵的道教石刻艺术资料。提起重阳宫的石刻艺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祖庵碑林所安放的那些具有珍贵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的道教碑石。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张学良与祖国统一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像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过他”(李达编：《台湾风云名人录》,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如今,这位世纪老人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传奇的一生,坎坷的经历,特别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却石刻铁铸般永远印烙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间。回顾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和平统一,息争御侮”是他一贯的思想、终生的追求。从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到西安事变,直至身陷囹圄,为之奔走和不能忘怀的都是祖国统一大业。有学说得好：“张学良是中国统一的象征。”     

"薛孝通贻后券"辨伪

“薛孝通贻后券”(以下简称“贻后券”)是陈直先生在《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以下简称《南北朝》)一文中引用的一条石刻资料,据《南北朝》文：“薛孝通贻后券。北魏太昌元年刻,文十七行,每行十二字,公元一九二○年,山西太原出土,其地址恐为当日薛氏之祠堂。原石为夏子欣所得,后不知所售何人,外间知者绝少。”关于其价值,     

碑帖入砚亦风流

《金石索》云:“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所有用文字摹刻在石上的均可谓之石刻,碑仅为其中的一种。《说文》云:“碑,竖石也。”其中尤以汉碑最负盛名,其中不乏书法艺术的奇葩。如《礼器碑》、《曹全碑》等,在汉隶书体中独树一帜,字体清秀俊美,笔势和畅,如行云流水,悠然飘逸,是我国汉代书法名碑之一。     

四川汉代画像与汉代信仰民俗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化事象(即事物和现象),是区别该民族与他民族、这个社会群体与那个社会群体的重要依据之一。”民俗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我国学把一般的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游艺民俗和信仰民俗四类。信仰民俗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某种观念、意识、主张的极度信服与尊重,并以此作为自己思维和行为的准则”的习俗,即对某种“事象”的崇拜习俗。民俗具有传承性,同时又有变异姓,信仰民俗也不例外。但无论其怎样变化,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