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3年知青生涯

一个1958年的高中毕业生,为什么也要下乡？ 1958年初,当我高中临近毕业时,在全闻以执行极“左”路线而闻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别出心裁地在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大专院校招生制度的改革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教育领域是“文革”中遭受破坏的重灾区。对教育领域的破坏是在“教育革命”的鼓噪下,从改革招生制度开始的。招生制度,特别是大专院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探究大专院校招生制度的改革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深入了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无裨益。     

回首在肥西的知青岁月

<正>我生在上海,1962年,长到19岁时,却坚决要离开她。从根本原因说,是毛泽东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对我影响很深,我坚信,青年总要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实现理想。从直接原因说,当时国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那一年我毕业于华东师大二附中,心胸里就像当年     

1970年中秋的一次知青座谈会

<正>1970年,花溪区革命委员、区武装部组织孟关、黔陶等五个公社的六个民兵连,参加了高坡微波站工程建设。时称"二0五"工程,带着军事的机密性,由区武装部牵头,组成了"二0五"工程指挥部。工程建设者要的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是不能入列的。六个连队中有五个连队都有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孟关公社连队有近二十名知青,他们都是1964、1965年的秋收时节到孟关各大队插队落户的。已经有五六年的农龄了,半大的小伙子长成了壮劳力,懵懂的小青年已到了青春勃发之期。那年八、九月份,从知青中招教师和招工人的消息不径而传遍知青群落。这些身在高坡开山放炮抬杠     

上海在奉贤建知青广场

<正>2009年6月6日,上海首个"知青广场"在东海之滨的奉贤海湾园建设。建设中的"知青广场"占地32亩,广场中央有知青的主体群雕;有约200米曲折的知青墙,墙上有知青的浮雕、知青当年留下的经典语录及知青名单;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两层知青博物馆。1969年,上海约有111万知青上山下乡,前往黑龙江、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吉林、内蒙古等地。2009年11月15日,今天是     

后知青时代的知青活动研究——以老知青张承永“二次下乡”为个案

本文从一个个案入手,探讨知青群体在＂后知青时代＂的思想、活动及其影响。张承永帮助大平安村发展生态旅游,不断形成和发展着自己的农村建设理念,实践其晚年乐活生活的理念。我们在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对其思想行为进行分析,试探究老知青的行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制造"十万":1963—1966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长期以来,1963—1966年上海有十万名知青支援新疆的史实一直存在,并不断被书写、传承.事实上,这种流传是一种基于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综合而成.在此过程中,计划性的人数与实际安置人数之间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最终造成人数上的不统一.不过,就当时的动员、宣传而言,计划的人数往往更会被肯定,并在各类宣传报道中将其模糊化(扩大化),从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其实,随着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开展,其人数一直在变动,这无疑会影响最终人数的统计.显然,基于各类档案文献所计算出的人数只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人数,但并不会代替"十万"这一历史记忆.这种基于历史过程的记忆更富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广州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概况

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特别震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其下乡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社会影响之大,令世人瞩目。     

追忆知青岁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自1968年下放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以至参加工作至今,岁月已无情地流逝了37个春秋,追忆往事历历在目,思绪万千感慨莫已。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已成为历史,但知青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历炼了我自我抗争的性格,加深了我对“逆境坎坷是人生中的一笔财富”这一名言的感悟。     

口述史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

<正>《口述常州》两辑相继面世。挖掘和介绍了常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一些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些情况,以及普通生活缺少文字记录的方面,为地方志编修记述内容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可以使志书更加接近历史事实,更具有科学性;而且由历史亲历者讲出来的故事,温暖、明净、动人,不动声色即予人启迪。重视和做好口述史征编工作,对地方志编纂工作具有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