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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上半年,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党代表大会代表,身份界别是女知识分子党员代表。同年8月,我去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十大,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议期间,邓颗超同志(祖籍河南光山)始终参加河南组讨论。全国参会代表1249名,河南代表团42名。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我的座位是14排39号,靠中间左侧人行道,看主席台上的人看得很清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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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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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金秋,我与邵长兴同志在北京新方志优秀成果展览会上相识。这位被誉为“三苦伟业一乐翁”的老人,当年已逾古稀,但他思维敏捷,风趣健谈,刚强有为,壮志不移。这次相识,虽是初交,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真可谓“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北京别后,各奔东西,但常有飞鸿往来,我对他不再陌生,问姓悉知青云志,称名似见慈祥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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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文革"中调陆军第12军参加安徽省军管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地方工作了10年。我的军管工作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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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郴州临武县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热潮。1971年,年仅16岁的我与一班知青被下放到镇南公社,与同去的知青张一平驻点十字铺村。这年初冬,公社从各大队抽调强劳力到深坪大队八一电站下河滩,这里有百亩左右、布满石头的土质需要改造成“大寨田”,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劳力少,队长就把我们两个小知青也派到了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中。在改造大寨田的日子以及之后的知青生活中,深坪大队公共山瑶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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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知青”,一个颇具沧桑感的话题,一提起它,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初城市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农村及边远山区插队落户,与当地贫下中农一道同甘共苦、战天斗地的事迹。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