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     

西藏支边青年 群体记忆与私人文本

我们的采访对象袁大受、叶农、白秀英等人为代表的人群,准确的名称是“西藏的北京支边青年”,简称为“北京支青”,并非我们事先习惯所认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天入地董加耕

董加耕生于1940年,1961年高中毕业后,回到江苏盐城县葛武公社务农,立志建设新农村,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和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吃的诱惑

当知青那阵,最亏的自然是吃。我们五男四女一个知青组, 落户在湖南沅江北部农村。那是洞庭湖边边上,能闻见湖水的腥味,门前的渠水从湖里流来,又向湖里流去。都是十八九岁的男孩女孩, 好像胀苞的禾苗,正吃“长饭”, 湖区的农活特别繁重,便常常感到一日三餐不得饭到手,放下筷子又能吃几碗。幸得政府关心体恤,吃新谷前每人每月由国家供应大米40斤,还有伙食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研究综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沉寂于80年代初,是建国以来历时时间长、涉及人数多、规模大、影响深远的一次群众运动。它经历了25年之久,先后有2千多万青年直接投入此项运动,此外还冲击了成千上万的城市与农村家庭,     

“青年从军”二、三事

1944年秋冬之交,我不顾亲老弟幼,毅然逃出了日伪统治的沦陷区(合肥东乡长临河),来到国民党安徽临时省会——立煌(今金寨)。适值西南危急、重庆吃紧,“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轰轰烈烈,“安徽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也应运产生,省主席李品仙兼任该会的主任委员,廿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兼副主任委员,保安司令部特党部委员汪廷霖担任总干事,负该会的实际责任。征集委员会设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内,大门两侧,悬挂着一副红底金字、赫然醒目的对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它就像巨大的吸铁石一样,强有力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我这个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不甘过亡国奴日子的社会青年,也同一班大中学生、机关公务员一样,怀着满腔沸腾的热血争先恐后地响应了这个空前的“号召”。翌年元旦后,奉令开赴甘肃天水集训半年,未及喋血沙场,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又转移到陕南沔县接受预备干部训练,约10个月复员。时在1946年夏。往事如烟,迷离难辨,但有二、三事,深铭心版,在回首当年时,记忆犹新……     

赵树理关心知青工作二三事

“文革”前,知青运动就已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早在1964年,晋城作为山西省的一个大县,已经搞起了试点。至1966年底,先后分期分批动员了上千名知识青年到县属十几个乡村插队落户,参加农业劳动。     

我的知青生活

39年前,我还是贵阳十六中的一名初中生。1968年10月5日,贵阳首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威宁、平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这批知青下乡两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才发表,所以这批青年的“革命性”和“狂热性”由此可见一斑。首批知青均来自各个中学,     

城乡“薄海民”:民国前期的离村知识人

民国前期城乡因文化差异而解纽，缺乏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造成知识人离村往而不返的新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间的耕读传统已中断，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教育培养出的知识人自己“别树阶级”,其他人却未必接受。向往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城市并未得到太多欢迎，而乡村又已成为一个难以回归的故地。由于在城乡都成了“他人”(the other),许多知识青年不得不漂泊于城乡间、城市间或城市中，成为瞿秋白所说的“薄海民”(Bohem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