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从群体结构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官僚群体;武昌起义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存效忠清廷之心,虽然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因清末新政过程中清廷不断收束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但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

有清一代,行省最高权力中心督抚衙门的行政运作和结构演变,经历了从私人性质的非正式组织,至正规行政体制建构的重要转变,其过程至少应分为幕府、文案处和幕职三个阶段。其间文案委员和文案处的出现与发展,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显示了清季督抚权力上升,中央控制力下移的趋势。这一变化过程表明,清末政制的转型,决非单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社会变动与实际需求内在潜因促动下,逐渐突破旧有规制束缚,部分借鉴原有体制中的其他形式,以表达新的政治诉求,不断导致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结果。     

清前期督抚关系管窥--以清官张伯行的仕宦生涯为个案

张伯行是康熙后期一位著名的清官,他清廉正直,惠爱百姓,因而见知于康熙帝.张伯行初任福建巡抚时,刚果有为,治绩显著;调至江苏后,亦欲奋发有为,却深陷官场漩涡,事事受到掣肘,最后落得四面楚歌的境地.本文试图通过对张伯行仕宦生涯的观察,探究清代独有的督抚制度的本质.     

新疆行省制下督、抚、将军的改制探索

清末新疆改设行省,施行"新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策划新设行省的高层政区,妥善处理督、抚、将军的关系是清廷面临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由于朝廷议定的行省建置实际上已经偏离左宗棠、刘锦棠最初的设计,以致贯穿清末新疆省政治生活内部最突出的问题——抚、军争权与督、抚、将军关系问题,本质上是由新疆行省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及行政层级的缺陷造成的。当新疆的社会常情与朝廷的谕令章程发生矛盾时,其高层政区的运转弊症尤为引人瞩目,清廷也在不断地尝试内外均衡的调适机制。最终,新疆"新制"运行改革的过程,并入了晚清政府探索变革的轨道。     

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

清季官制改革启动前,程序和步骤均有不同方案,选择结果对改革进程不无影响。当朝执政未能统筹全局,却照搬外国经验,从而内外官改制难以协调,督抚的双重身份又成为官制改革的症结及矛盾焦点。因改制权力频受削弱的督抚,设法图存扩张,先是多方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继而利用立宪派和民众的请愿,公开向清廷施加压力。直至辛亥前夕,外官改制的最终方案仍未确定,由此引发的权与利的争斗,加速了清王朝垮台。所遗留的省级行政权力及其长官身份地位问题,成为民初割据纷争要因,且依然困扰着后来行政体制的规划者与建设者。     

东直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够席卷北方,震撼世界,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原因,但是,清政府决策的诱导也起着关键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对此进行分析时,人们往往重视中央统治集团,忽视地方督抚对义和团的影响,其实,在枝强干弱的晚清,直隶、山东督抚对义和团的态度、政策不仅始终影响着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清中央统治集团对义和团的决策。     

袁世凯在天津的两个“钱柜”

1902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1859-1916）,奉命调往直隶,接替不久前去世的李鸿章出任总督。直隶处于拱卫京师要地,直督历来为各省督抚之首,袁世凯这一升迁,用当下时尚的语言,可以说是其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拐点”。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明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

林凤为隆庆末万历初活跃于闽广海上的粤东巨盗之一,亦是揭开中国与西班牙交往序幕的重要人物。刘尧诲《督抚疏议》中载林凤事共九件奏疏,为目前所见录林凤事迹最为详瞻之中文文献。利用《督抚疏议》,结合其他中西文献,可以得知:万历元年初窃据澎湖者为林凤而非林道乾;万历二年三至四月,林凤被明军击败后,西遁雷琼及东返闽海;万历二年五至十一月,林凤再次活跃于台澎地区;万历二年十一月至三年六月,林凤拥众逃亡吕宋及西班牙使臣首次使华之史实。特别是考证出明军官王望高调集吕宋番兵歼灭林凤主力一事,订正了西方文献长期流传的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