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的形象建构——以李香兰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除了蒙受战争苦难之外,还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国族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女明星也不例外。身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在舞台上往往是以中国人的形象或主体身份示人,并闪现星光。然而,日本侵华当局的幕后掌控,民族意识的萌生,性别的纠缠,使她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处于矛盾、挣扎之中,艰难地做出国族的选择和认同。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最终完成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女明星李香兰的形象建构,其中也包含着李香兰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抉择。不容否认的是,战争时期建构的女明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香兰战后的行为。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潮流,李香兰在社会大舞台上扮演了新的角色,并树立起新的社会形象,赋予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以新的内涵。     

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退伍军人

两位埃塞俄比亚战争退伍军人前往参加“亚的斯亚贝巴大屠杀”纪念仪式。他们是80多年前参加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侵略的当事人,多年过去,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走路也不得不倚靠拐杖,但精神依然抖擞,胸前挂满象征着往日荣耀的勋章,头高昂着面向前方。     

在本土没有发生过战争的澳大利亚，有一座战争纪念馆

澳大利亚本土没有发生过战争，却有一座气势不凡的战争纪念馆。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正>杨靖宇同志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在东北抗日民族战争史上期间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杨靖宇将军以野草、树皮、棉絮充饥,在深山密林、冰天雪地中只身与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在我国,特别是在东北,几乎家喻户晓。杨靖宇的一生是壮丽的,他的一生是于中国大革命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事业紧紧在一起。(一)杨靖宇本名马尙德,又名顺清,字骥生,曾用名张贯一、乃超、     

白起著名战役的功过评析

白起是中国军事史上继孙武之后的又一伟大军事统帅。是秦国历史上战功最卓著的将领,是战国时期唯一保持不败战绩的将领。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汉书》曾经引用古谚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里的"关"不是指山海关,而是指函谷关,而白起便是"关西出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1]"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阵遵循着自己的准则和规律,至于白起滥杀降卒应该以历史客观的眼光进行评判。     

我参加中国远征军的战争回忆

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口述内容：1937年在上海爆发八一三战役时,我正在义乌老家,湖南部队十四师来我的家乡招兵,我投笔从戎,报名参军,被安排在苏州临平医院卫生队的担架队中,负责在嘉定黄渡附近接运伤病员。由于当时年龄小,又是新兵,我只参与对伤痛员补助工作,帮助他们吃饭、搀扶他们走路。淞沪大撤退放弃上海向南京后退时。     

十三世纪金元战争前后的蒲州城市景观变迁

中国古代历史名城——蒲州,自公元386年建城始,经历代不断经营和建设,至金元战争前已基本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体系,规模可观,成为黄河流域的名胜荟萃之地。其城市景观的构成内容大致可概括为10种类型:城垣、中潬、蒲津桥、衙署贡院、祠庙、寺观、建筑名胜、园林、渠堰堤坝、街市民居。十三世纪初的金元战争无疑是蒲州古城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饱受战火蹂躏的蒲州古城一度残破不堪,走向了衰落期。此后在元明清时期虽有逐渐恢复,怎奈又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终究难以挽回颓败之势,1959年最终被废弃。但蒲州古城遗留给今人的地上遗址和地下遗存的文化遗产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直省商政统筹与清末外官制改革

清廷对于直省商政的统筹,始于1907年颁布的直省官制通则.其通过设置劝业道统筹农工商各业,藉以实现“集权”之目的,恰是清末官制改革试图改变内外相维格局、转为上下有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改制前各省主管商政的商务局同时兼具生产与行政双重属性,无法完全归并于劝业道,导致清廷集权的举措未能按照预设安排施行.这一曲折不仅反映了改革目标与结果的差距,也表明制度移植不能脱离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