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1941年5-8月敌机空袭损失统计

抗战期间,日寇对重庆进行疯狂轰炸,造成当地人员与财产的巨大损失。本组史料对此有一定反映,可供研究人员参考。     

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村寨差异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受多个因素影响,旅游区内不同旅游开发程度的村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存在差异.本文以哈尼梯田遗产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遗产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村寨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遗产区的82个村寨中,按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程度可分为旅游村、遗保村和非旅遗村等3类,19个村寨的286份问卷结果显示,居民总体上在旅游开发中参与程度较低且参与不均衡;(2)从居民对景区旅游资源及其管理态度的感知看,3类村寨居民的感知值都高于中值,且非旅遗村各项感知均高于其他两类村寨;(3)从居民对景区发展中获益条件的感知看,3类村寨居民认为6个获益条件均能增加收入,但对每个获益条件的感知具有明显差异;(4)从景区建立后所产生变化的感知看,3类村寨居民的感知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呈现出正向感知强于负面感知的特点,显示出居民对旅游开发持欢迎态度.     

关于青海省流动党员教育和管理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问题,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本课题从青海省近年来流动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实际出发,分析青海省流动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呈现的新特点,总结青海省流动党员教育和管理的成功做法,并针对这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期对流动党员教育和管理的规律性作一研究探索。     

近年来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研究述评——兼论究竟如何界定人的本质

近年来,人的本质问题研究一直是人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学术界进一步挖掘了马克思的思想,包括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重点研究了“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的思想。学术界围绕马克思的三个命题,对究竟如何界定人的本质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出现了社会本质说、双重本质说、三重本质说、四层结构本质说、“社会性实践”本质说、整体本质说等不同观点。本文的结论是“历史生成”本质说,人的本质可以界定为:人基于某种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历史生成物,即为我的、自觉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的生成物。     

也谈德化陶瓷中的梅花装饰

梅花,是德化山区常见的花卉之一,它傲雪凌霜,体现了中华儿女不畏艰难、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梅花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艺术家喜欢创作的重要题材。把梅花运用于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不但开创了明代德化瓷器创作的新局面,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以来,德化窑把梅花作为一种传统的造型和装饰技艺加于继承和发扬,形成了堆贴、浮雕、彩绘、印花等德化瓷器的独特技艺,从而成为我国优秀的传统装饰文化形式之一。     

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解读

司徒乔于1939年所绘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放下你的鞭子》,通过对香姐以及老父亲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揭露“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暗示着中国人民身上的革命力量。     

论杜甫的饮酒诗

饮酒诗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其饮酒诗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充满悖论的心灵意蕴：他既是一个“穷愁的大丈夫”,又是一个“清醒的醉饮客”;杜甫的饮酒诗呈现出中国诗酒文化的独特形态：穷愁清醒。这种文化形态不仅体现了杜甫心酸悲怆的内心世界,更展现了一种大地般的博大的人道关怀。杜甫创造了中国诗酒文化中继“天”、“人”境界之后的“地”的境界。     

漳州市和春村保存现状与保护对策分析

传统村落指分布在传统农业区域内的、仍保留有一定比例历史风貌的小型聚落。福建省目前已有494座村落被公布为“中国传统村落”。现有的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多以定性为主,缺乏量化分析。文章以漳州市和春村为对象,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和量化统计,全面掌握了该村落传统风貌的保存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近期与远期的保护工作建议。     

试论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权益受侵犯及其保护

针对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权益受侵犯案件时常发生的现状,结合对从美国回来的华侨进行的社会调查,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了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权益受侵犯的主要现象和原因;指出了侵犯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权益,是对国际法上关于国际人权保护和反种族歧视原则的践踏;并就如何保护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权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战争叙事与文学翻译：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的传播

石川达三在南京、上海随军采访后写下的《活着的士兵》,揭露了日军进攻南京前后的种种暴行,是对南京沦陷的一种文学再现。该作品在日本遭禁,但迅速由张十方、夏衍、白木译至中国,数年间多次发行,被视作足以激励中国军民抗战的一部作品。改革开放以后,在战争历史记忆遭遇遗忘、扭曲和日本政府逃避战争责任的时代背景下,《活着的士兵》再度被译出。该书的中译本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社会意义,并满足社会需求,其翻译、出版历程彰显出译者及出版机构在抗战时期及和平年代勇担社会责任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