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西瓜摊

每当吃西瓜的时候,禁不住总要想起家乡的西瓜摊。老家地处鲁北平原的滨县(现滨州市滨城区),在紧邻县城的一个村庄。屈指算来,参加工作离开家乡已三十多年。在家的时候,家里和大多数乡亲们一样,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经常连粮食都不够吃,要吃点西瓜更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一年四季,啥时想吃啥时去买,到了夏天还经常一买几十斤、上百斤。那时候,多数生产队只种粮食棉花,往往还完不成公粮、皮棉交售任务,保不住社员口粮,根本顾不上种其他经济作物,种西瓜的更是寥寥无几。有些粮食产量过关的生产队偶尔种点西瓜,舍不得都留给社员自己享用,除去多少分给大家一点,大部分是拉到城里卖,以便换回钱来到年底作劳动工分分红用。有些社员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点西瓜,也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卖出去换点零花钱。这些集体和个人卖瓜,有自己直接摆摊叫卖的,也有成批量趸给集镇上的摊贩,他们再去摆摊零卖的。     

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流通、兑换述析

川陕革命根据地创立 (1933年 2月 )未久,根据地政府即致力于统一货币,发行苏维埃政府自己的货币,直接服务于川陕苏区的经济金融①。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流通 　　1布、纸纤维币的流通行使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初入川陕地区时,曾在红军内部流通行使过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带出的一元纸币和一串文铜元券②,但为数甚少。次年春,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创立,根据地筹设中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旋即按照《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发行苏维埃货币——布币、纸币。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所发布…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总部体制沿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是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负责人民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和技术等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其基本任务是：保障中央军委关于作战和建军的战略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实现。总部机关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部体制大体上经历了四总部、八总部、三总部和四总部几个时期。     

端方与东沙岛交涉——兼补《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之不足

光绪三十三年,东沙岛被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占据。清朝外务部电令两江总督端方与两广总督张人骏调查。文章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考证清廷对东沙岛的调查取证情况,分析交涉期间中央与地方对东沙岛的认识,并介绍端方在交涉中的作用。同时,勘正《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一书的个别错误。     

分析旅游业发展对内蒙古社会文化的影响

随着内蒙古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业逐渐成为了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拥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内蒙古而言,旅游业发展对其社会文化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以旅游业发展为背景,以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旅游业发展对其社会文化的影响,并针对旅游业发展对当地产生的消极影响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以实现旅游业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双赢。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

刑法的防卫过当将防卫行为规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防卫过当只有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才负刑事责任。法律用简洁的语言或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防卫过当成立的客观方面,主体要件以及处罚原则,却唯独对防卫过当成立的犯罪主观方面只字不提。对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目前在理论界存在着诸多的争议。我们认为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形式主要包括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两种,但当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实施连续侵害的场合应当包括直接故意这一罪过形式。     

试析50年代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赔偿外交及其影响

在旧金山体制下,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实施的赔偿外交经历两个阶段,以最典型的方法、最具象征性的方式达成妥协,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处于冷战时期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而成为两大阵营争夺的对象,对该地区的国际政治秩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冷战与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潮流相互交错的形势下,日本战争赔偿交涉直接与印尼的政治秩序变化休戚相关。日本通过赔偿外交加强与印尼的政治经济关系,充当了美国构建冷战防线的一翼,达到了经济扩张和扩大外交自主权的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