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北京安徽会馆

会馆起源很早,汉代称为“邸会”、明朝称为“会馆”,是旅居外地客商、游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又称之为“同乡会馆”。旧时由于科举制度与求学经商的需要,全国各州县在北京建立会馆很多。     

寻找晋商会馆

如果说,在中国商业和金融史上写下众多“第一”的晋商在明清叱咤商海500年的沉浮中为世人留下了不尽的遐思和浓郁的传奇色彩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晋商大院更具特色、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晋商会馆则日益显现出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神奇魅力了。     

郁达夫助沈从文渡难关

1924年初,郁达夫在北京大学任教,而前几个月,沈从文就已经从湖南乡下赶到这里。他来京城的目的原是打算投考大学,后因错过高考机会,又没有其他谋生之路,就只好借宿在湖南会馆里,试图靠卖文度日,以等待翌年的入学考试。但是卖文为生,对于一个初出茅庐、没有丝毫名气的年轻人来说,谈何容易。沈从文的文章,当时竟没有一家报章杂志愿意刊载,据说有一位享有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聊城是清代中叶山东运河沿线的重要转运码头,经由该城转运的商品以绸缎、布匹、皮毛、纸张、茶叶等为大宗。绸缎、纸张、茶叶等南来商品的转销范围大致包括鲁北、冀南、豫东以及山西;棉布和皮毛制品则为东昌本地所产,主要销往西北和口外。依据会馆抽厘率折算,乾隆初年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每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从低折算也达到210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已达每年200万两;道光年间以1‰的抽厘率折算为300万两,若以0.3‰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徽州盐商个案研究:《疏文誓章稿》剖析

《疏文誓章稿》是康熙末年歙县盐商余锡与二弟余锺为盐业资产纠纷而写下的稿本,叙述了余氏盐 店康熙年间经营盐业的活动经过,并记下了与安徽省几任巡抚以及湖广总督徐国相的关系,详细列出几十年的 商业账目。本文根据《疏文誓章稿》的相关记载,从余氏盐店与当时地方官府及徽州商帮的关系入手,研究康 熙年间徽州盐商的资本来源、兴衰原因等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重建海山仙馆序

海山仙馆为清道咸间盐商潘仕成所建,习称潘园,水广园宽,荔荷竞茂。迄潘氏衰败藉没,园亦入官,久而亭台倾废,烟水茫然,一代名园遂沦于消歇。今值世纪千禧,卿云万里,广州荔湾区政府特规划重建,使芳华再现,谓之熙时盛事,其谁曰不然。     

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

梁嘉彬先生的《广东十三行考》对清代十三行史研究,卓有建树,创见殊多,但有关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之考证,要做到逐个都能弄得清楚,诚非易事。如该书关于潘仕成身份之考证,在没有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论证仕成是盐商的情况下,仅凭“余曾询潘氏之后,知潘仕成为盐茶商,与同文同孚行无关”,便认定“仕成为广东著名盐茶商,近人多有以仕成为同孚行商者,亦误。”就是一例。     

旅京温州同乡会馆兴建的历史背景、性质及其作用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以地缘同乡为纽带而组建的社团,名目繁多,有的称之为同乡会,供同乡会办事、聚会及同乡住宿,称之为会馆。同乡会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旅京温州同乡会馆建立的历史背景、性质及其作用,略陈管见,旨在抛砖引玉,以便进一步研究。     

清代北京的汉中会馆

会馆,是古代某同一行业或同一籍贯的人,在京城或一些城市中自行组织的机构,建有场所房舍,供同行业或同乡人士聚会、寄寓之用,旅外同乡有困难,会馆往往提供帮助;在外同乡到京城,往往前往会馆食宿或会友。这种形式创于明代,明刘侗《帝京景物略》中载：“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如嘉(靖)隆(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助也。”     

成都川北会馆的搬迁保护

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川北会馆,原位于市区卧龙桥街48号,是清代同治年间旅蓉商民集资所建的宴饮聚会场所,现存有戏台和大殿两座古建筑。为更好地保护好这两座古建筑,经过上级批准,将其迁建在会馆建筑众多、会馆文化深厚的龙泉驿区洛带镇,成为客家文化的展览开放场所。这样既有利于城市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