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墓补正

1994年在湖北襄阳城内东街发现一座东汉末至三国初期的大型砖室墓。报告的作者已初步推论该墓可能是刘表墓,但却不能确定。本文通过文献考证该墓就是三国初期荆州牧刘表之墓。     

两汉的郡兵调动：以“郡国”、“州郡”的行政变化为背景

秦汉地方从戍卒群体中,选拔保持有常备兵。在郡作为横向派生的军事、行政区出现後,这些地方兵在训练、调动上呈现郡兵性质。郡兵活动一般受郡界限制。发生动乱後,根据动乱的范围、性质,政府会采取不同等级的应对措施。从地域整合角度,“州”一级的军事作用愈受重视。西汉后期,刺史、州牧的制度反覆,并未涉及州军事职能的增减。州的相关权力,实际在新莽后始得发展。更始、束汉受王莽政权影响,州军事权力大增,但地方兵主要仍然是郡兵。束汉初虽罢郡国兵,但地方後来仍保留一定规模的常备兵。     

《新唐书·韦澳传》献疑一则

《新唐书》卷一六九《韦澳传》：“帝尝曰：‘朕每遣方镇刺史,欲各悉州郡风俗者,卿为朕撰一书。’（韦）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绌次,题为《处分语》。”“十道四方志”究系何书,它与《处分语》又有何关系？     

《續漢書·百官志五》“刺史”條郡國數辨訛(下)

雖然東漢一朝的郡、王國和屬國設置屢有變遷,其數目並非保持恒定;但無論是九十八的總數還是各州所分部郡國的數目,甚至包括"外十二州"的排列順序,《續漢書·百官志五》"刺史"條都與同書《郡國志》的記載相合無間。不妨認爲兩者有同樣的史料來源(或即順帝永和五年之版籍)。而根據《郡國志》的記載,可以將各州所轄郡、國與屬國的具體數目統計列如下表: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筑风格略论

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为大同下华严寺的主体建筑。殿内槽当心间左右两侧四椽袱底有题记：“推诚竭节功臣,大同军节度、云、弘、德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荣禄大夫、检讨太尉.     

《晋书·王恭传·刘牢之传》勘误一则

《晋书》卷84《刘牢之传》:“(王)恭既死,遂代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军事。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中华书局,1974年,第2189页)按:《晋书》卷37《宗室·敬王恬传》:“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时深杖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太元十五年薨,追赠车骑将军。”     

唐窦及墓志考释

窦及墓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坡头镇冯兰村东南,2005年11月为配合华能铜川电厂的基建施工,我们发掘清理了该墓(发掘编号M14),详见本期<陕西铜川市唐窦及墓发掘简报>.     

道源鹤鸣山

成都西部,距大邑县城15公里,乃道教发源地鹤鸣山。其得名传日山形似鹤,山藏石鹤,山栖仙鹤。明左翘《鹤鸣观记》：“山之妙高、留仙、天柱诸峰．品列如飞鹤之形：妙高、留仙左右对峙。如鹤舒展之两翼．矗立于中央之天柱峰乃鹤顶,其东西两涧合流处为鹤啄,至啄尽处．冲流屹立一巨石为鹤衔丹书。天柱峰后与大坪山麓衔接之低凹地带,乃鹤顶,大坪山乃鹤背,其绝顶之冠于中锋乃鹤尾。”清《四川通志》：“鹤鸣山形如覆翁,有石类鹤,故名。”清乾隆《大邑县志》引李膺《益州记》：“鹤鸣山有麒麟、白鹤游,故名。”     

吐谷浑佛教考

从事吐谷浑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吐谷浑与其周边政权一样信奉佛教。本文对佛教传入吐谷浑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吐谷浑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佛教的传播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不过因环境的限制,佛教在吐谷浑并未能广泛流传,因此吐谷浑对佛教的接受十分有限。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