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学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大城市聚集了一批出身平民的蒙旗学子。在新式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蒙旗学子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其"蒙古青年"的身份意识不断加强。"蒙古青年"从学校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无适当出路,遂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百灵庙事变"等政治运动,成为内蒙古近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相互接触与竞逐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青年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西蒙青年"和"东蒙青年"等概念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古青年内在的差异性外化为政治诉求的分歧,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     

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绝不是"听命中央"而是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张学良与日本政客有暗中交易,希望通过收买日本政客,进而放缓或者阻止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是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周恩来刮掉美髯会见张学良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在会见张学良之前的活动非常重要,但目前学界对此鲜有研究. 是谁到机场迎接了周恩来 周恩来初到西安,究竟有没有人在机场进行迎接?有关的叙述不仅含糊其辞,而且也非常简单:<周恩来传>说:"到西安已是十七日的晚上了,刘鼎先陪他们到七贤庄一号稍事休息,随后就到金家巷一号张公馆去见张学良."     

皖南发现的青铜剑纹饰及初步研究

皖南周代青铜剑纹饰资料详实、变化丰富。剑格主要有兽面纹、蟠螭纹与几何纹,剑首基本上为弦纹圈及几何纹饰。剑首、剑格纹饰与剑体其他部位特征演变规律类似,各期特征也较为显著,存在一定的组合关系。研究表明,始自西周中晚期,设计者便注意到格、首在装饰上需要保持的平衡与协调,至春秋晚期该传统便达极致,其中剑格兽面纹的出现,是吴越青铜文化的一大改造与创新。而战国时期青铜剑纹饰的衰退则反映出吴越地区制剑审美观的转变。     

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

蒋介石应对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事变初露端倪时,蒋静观其变。针对两粤之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欲利用两广之争和广东内部的文武内讧,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蒋为拆分粤桂,先专对粤。广东问题解决后,冒险撤换李宗仁、白崇禧。借口李、白抗命不服,趁机派兵入粤。待中央军转至西江布防后,开始对桂谋求和平解决。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为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之关键,但其所运用之手段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     

苏联“八一九”事变目击记

1991年8月19日至9月2日,我作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当时的工作单位)访苏团组的一员(团组共5人),途经莫斯科访问了苏联的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科学院和该共和国巴尔达辛区苏共委员会,历时15天。作为8·19事变的见证人和目击者,通过现场和新闻媒介,所见所闻甚多;同时通过同苏联社会基层和接待人员的接触,了解了某些苏联人对此事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我是这次学术访问的材料记录员,回来后     

“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秉衡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位历史人物,尤其在庚子事变中千里勤王,以至身殁殉国,身后寂寞,而谤亦随之。通过对他一生最后阶段的事迹考订,可祛除既有认知中的迷思成分,厘清他与清朝中央、东南督抚及义和团之间多种关系,也可由其个案观察晚清政治的时代相。李秉衡心怀报效之忱,反对侵略而力主战议,在因应时变的策略上,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明显拉开距离。忠君爱国确为其思想本质,庇拳仇洋则未必是历史事实。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相遇后,被迫打开国门,由于新旧两股力量长期拼力撕扯,人心国力的凝聚反而变得不可得。李秉衡的身后是非不仅反映其个人所处的困境,其实也折射了时代的复杂性。     

歙县——徽商的两条街

发源于皖南山区的率水、丰乐河、练江在歙县汇合而成后始称“新安江”。可以说新安江起始于歙县,一代代徽商的发财之路便是起始于歙县和新安江。这条徽州人的“母亲河”将“前世不修”的徽州人带出徽州,又将无数的富甲天下的徽商带回徽州,徽商成就了繁荣一时的歙县,于是也就有了斗山街和渔梁街。[编者按]     

黄山脚下的清明上河图

<正>秋季黄山之旅,除登黄山,观皖南民居外,屯溪老街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坐落在黄山市的屯溪老街有着悠久的历史了。清朝康熙年间,老街就已经发展到"镇长四里",以后不断发展繁荣兴旺,如今这座老街长1.5公里,路面都是用大块条石铺砌而成,特色鲜明,线条方正清晰,街道宽有6～7米,两侧店铺鳞次栉比。     

中共在广西学生军中的统战工作

学生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广西当局在短期内组成第十一、二十一集团军,出兵北上抗日。与此同时,广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