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市博物馆藏汉代铜镜

安徽宜城地处皖东南,矿产资源丰富,西周时期境内已有铜矿冶炼[1],春秋以后,青铜冶铸业得到迅速发展,“皖南地区丰富铜矿资源和大规模的采冶活动,又是青铜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无疑在发展和促进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2]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丹阳郡治由丹阳迁至宛陵(即今宣城),西汉政府还在丹阳都设置铜官[3],负责境内铜矿的开采和治炼。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两汉103个郡国,设有工官10处。     

《京话日报》与国民捐运动

1900年庚子事变，外国列强对中国武装入侵，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列强军费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厘金等税做保证。在这种情形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先在北京地区由《京话日报》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为晚清史涂抹上了一层厚重的爱国色彩。     

中共智斗土皇帝阎锡山

阎锡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他长期盘踞山西,拥兵自重,诡谲多变,翻云覆雨,左右逢源。为了达到“存在”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在抗战期间,他脚踩三只船——拥蒋、联共、又想降日。中国共产党对阎采取了团结抗战,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抗战八年,同他智斗了八年。     

海耶与“德满协定”

从日军 1 931年 9月 1 8日强占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在 1 933年 2月 2 4日的国联大会上通过 ,因日本侵华而引发的远东危机延续了一年半之久。这场远东危机最直接的后果是 ,日本用武力粉碎了华盛顿体系 ,打碎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它标志着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的结束和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开始。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 ,中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然而 ,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 ,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也已经在德国粉墨登场 ,并开始毫不掩饰地重整军备 ,这更…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推行侵华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虽和日军有过较量,但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以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的精神自励,同时吸取中国古代“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相关策略思想,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他在这一时期的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欧美大国和华侨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响

今年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70周年。本刊特发此,以告世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桃花潭畔寻汪伦

在皖南青弋江畔的泾县翟村，悬崖陡壁之下有个清澈见底的深潭。潭东岸白沙细石成滩，芦苇簇立，芦叶萧萧。潭西岸怪石列耸，老树古藤，山鸟喧闹。有副对联写道：     

抗日战争历程中的两座桥

“黔南事变”时在深河桥畔与当地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军的部队正是“七七事变”时在芦沟桥边打响抗日第一枪的29军。 提起抗日战争,在贵州黔南之南的独山,父老乡亲们总爱将这场战争和两座桥联系在一起,说抗同战争是起于卢沟桥,止于深河桥。     

庚子肃王府之战

1900年6—8月发生于北京的围攻使馆之役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震动中外的事件。这一交织着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复杂事件,有诸多基本史实问题像乱丝一样长期困惑着学界,亟需缕清。围攻使馆之役的各项重要战斗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其中,肃王府防线的战斗最为激烈,是重中之重。肃王府之战,守方是以日本使馆卫队为主力进行的,故本文以中、日、英档案史料互证,具体探讨使馆战守布防、双方兵力、该役的起始阶段、肃王府防线的重要性和肃王府战斗的状况,以在更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重建这段历史。通过细化围攻使馆事件的关键过程,可以明了荣禄严格遵照慈禧意旨指挥的围攻使馆,并非假攻,而是真打,战斗异常激烈,但这些战斗均服从并服务于慈禧"以战逼和"的政治决策及其变化,并由此严重影响到清军进攻的路线图和效率。加之围攻使馆之役具有城市街垒攻坚战的特点,清军不具备这样的近代军事素质,军纪、训练差,对先进武器掌握差,清军火炮的种类和性能不利于城市街垒作战,难以发挥自身优势,遂造成使馆久攻不下。     

“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学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大城市聚集了一批出身平民的蒙旗学子。在新式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蒙旗学子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其"蒙古青年"的身份意识不断加强。"蒙古青年"从学校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无适当出路,遂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百灵庙事变"等政治运动,成为内蒙古近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相互接触与竞逐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青年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西蒙青年"和"东蒙青年"等概念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古青年内在的差异性外化为政治诉求的分歧,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