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章学诚循着"文史校雠"之学的取径建立起"六艺皆官礼之遗"诸说,实为"六经皆史"观念之根源。从该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丰富的意蕴:由"六经皆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之著述"所指涉的"道器合一"、"官师合一"、"治教合一"的价值观念;由与经学的抗争而激起的从"述作"角度诠释的"以史明道"的主张;由《史籍考》的编纂而突显的"尊史"思想;由修志实践而悟到的以"府史之史"(即"书吏")的卑微身份以道自任的主体意识;从以史通今的立场出发,既视经典为"一代之实录",又深深维护其为"万世之常法"的思想。章学诚对六经的新认识与他应对"汉学"、"宋学"交攻的背景密切相关,更与如何发挥经典在他所处时代的作用这一问题有关。     

南京国民政府征兵制的提出、调整与确立

1928年,北伐初定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征兵制方案,意图借征兵推动裁兵。编遣会议迅速流产与内战再起,使得以裁兵为目标的征兵口号被暂时搁置。九一八事变后,外患迫近下的南京国民政府重行讨论征兵问题,军事委员会、立法院在募兵制、征兵制之间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常备兵役为有条件的征兵制,保留募兵制,国民兵役为征兵制,并于1933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兵役法》。除去《兵役法》外,蒋介石全力倡行的保甲、民团与国民军事教育等国民皆兵办法也是战前征兵制确立的重要一环。蒋介石将其国民皆兵的理想视作全面实行征兵制的重要基础。     

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

自1930年代以来,学界探讨晚清权力结构,都在“内”“外”的框架下言说,或称咸同军兴以来一直是“外重内轻”,或称清末新政期间演化成了“内外皆轻”。谈及晚清权力结构的影响,学界都与民初的军阀割据相联系。其实,预备立宪期间,权力结构发生了超出“内”“外”格局,朝着三权鼎立方向发展的新变化。在此过程中,崛起的不仅仅是军人,还有绅士。这两个集团在推翻清廷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民初共享政权,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不但有军阀,也有绅士,不但有割据,也有宪政,这是清季权力结构新变化造成的影响。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刘秀与经学

刘秀本身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他即帝位之初,十分重视经学。他招揽经师,兴建大学,发展经学教育,在东汉初年即恢复了西汉的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之学,同时私学也获得很大发展。他重用经师,并特设明经一科以选拔经学人才,他不但重视今文经学,同样重视古文经学,学习古文经学也可以做官,打破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对仕途的垄断。刘秀对经学的重视,影响了整个东汉一代,使东汉的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获得极大的发展,被称为经学极盛时期。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学术背景与创新

标榜实事求是的考据学是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思潮。乾嘉期间,考据学发展至鼎盛并流于泛滥,日渐离开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方向。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六经皆史"说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唐代中期皆公寺石造像

这尊唐代中期造像1976年出土于山东广饶县李鹊镇地赵村皆公寺,现珍藏于东营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物。造像石质,呈黄白色,通高50.5厘米,座高10厘米,座宽31厘米,座厚12厘米。     

王忠嗣墓志中紫乾河及怒皆部考

王忠嗣是唐玄宗时期的将领,其墓志中保留有大量唐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史料,如发生于天宝元年的紫乾河之战,文献中记载颇多抵牾,怒皆部为奚还是契丹亦众说纷纭。通过对王忠嗣墓志的研究,结合其他史料得出此战发生在紫乾河而非桑乾河,怒皆为奚族一部。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论钱锤书对“六经皆史”“六经皆文”说的传承发展

钱锺书认为,人文科学的各个研究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他批判吸收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袁枚的“六经皆文”说,提出了“经、子、集皆心史”的观点,显露出“经、史、子皆文章”的学术观念。这种打通各人文学科的治学思想,不但体现出通览古今典籍、广求治学材料的宏阔视野,更彰显出融通经史子集、会通人文之学的宏大抱负。钱锺书的治学思想和治学实践所昭示的会通之精神、优游之境界,对於重建“文史哲不分家”的古典人文学传统,扭转当今相对割裂的人文研究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并从修辞学、文体学、叙事学、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文学以至文艺本源论等六个方面,举例说明《管锥编》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实践及其文论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