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则不可信据     

杜应然《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释读——宋代融州真仙岩文化景观研究之一

杜应然《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绘刻真仙岩自然胜迹和建筑景观,内容涉及宗教、民俗、教育、建筑、园林诸单元,为宋代岭南文化景观之典型。本文释读《图碑》(及附刻诗),并参考有关石刻和典籍文献,考察真仙岩文化构成要素及内涵,复原因文献传承缺失而长期以来未曾揭示且极为丰富的宋代融州文化景象。     

周瘦鹃的初恋

周瘦鹃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编辑和当时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的著名作家,他还是翻译家。在中学时代,周瘦鹃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锾之松（剧本）。中学毕业后不久,周瘦鹃就以写作和翻译为职业,在上海历任中华书局、《申报》、《新闻报》等出版社和报刊的编辑和作者。曾经主编《申报》副刊达10多年之久,还主编过《礼拜六》周刊、缭罗勤、《半月》、《乐观月刊》等。     

图像时代的精神表现主义者——浅谈马琳·杜玛斯的绘画艺术

图像时代的今天,借由照片、插图、影像记录的视觉形象随处可见,现实生活几乎可以图像来呈现其外貌,当代艺术的生成、进行和论述也难以回避图像作为素材或媒介的话题。影像装置行为艺术家利用或挪用现成物及图像创作作品,很多绘画艺术家也对现成图像的借鉴乐此不疲,在捕捉和读解图像的过程中享受灵感乍现的快感或铺呈作品蓝图的愉悦。绘画的表现以其特有的可触摸的质感和难以复制的神秘性,使原有的图像转换成为新的意义载体。马琳.杜玛斯是当今欧洲具有相影响力的艺术家。她的艺术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绘,也不是对图片的简单复制,她搜集和选择可以满足她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及深度想象的图像资源,用以表现现实的精神真实。她将绘画作为研究现实与历史的途径,在绘画的表现中通过对现成图像的破坏与重构,诚实地表达情绪与姿态,构建出极富张力的精神表现力。     

“持久战”是蒋百里最先提出的吗

正毛泽东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一文自发表以后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赢得了高度评价,其影响力经久不衰。但前段时间,有些文章认为国民党方面有几位名人早在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以前就提出了抗日持久战思想。其中提到最多的是民国军事理论学家蒋百里。因为某些这样的"挺蒋"文章还是出自于资深学者之手,因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东北王”张作霖成功的五大法宝

正张作霖出身穷苦,读书不多,青少年时期混迹乡闾,多业为生,后来又参加了毅军。甲午战争后,毅军奉命驻防关内,张作霖也结束了自己的军队生涯,先后在赵家庙、中安堡和八角台一带当起了"保险队"(类似今天的保安团队)的头目。1902年,张作霖接受了新民厅的改编,成了清军的正式官员。此后,他扶摇直上,先是做了清军巡防营统领,又通过参与镇压辛亥革命,乘机进入奉天统治中枢——省城,并摇身一变成了民国新贵。接着,他因缘际会,一跃     

《司马芳残碑》碑主司马芳新考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司马芳残碑》涉及西晋皇室先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行看法是司马芳即文献所记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本文以《残碑》碑阴题名中杜几（畿）的职街为线索,考证杜畿早年履历,推定司马芳担任京兆尹的时间在汉灵帝光和年间,而这与文献记载的司马防的生平履历相矛盾。故本文赞成施蛰存先生卓见：《残碑》碑主司马芳与司马防并非同一人。     

明吴善智、杜妙音墓志铭考

收藏于南京白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明代吴善智、杜妙音墓志铭是重要的实物文献,它提供了关于俞氏家族和他们的后代的诸多信息。此外,墓志铭也提供了作者和书丹者的有关信息,并表现了明代初期和俞氏家族相关的社会状况。     

河南南召县杜窑台瓷窑遗址的初步调查

2008年,南阳市博物馆对河南南召县杜窑台村古瓷窑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采集了一批古瓷器物及瓷片,确认了古瓷窑址的位置,为进一步了解南阳地区古陶瓷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资料。     

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意义

中国兵器工业开始于鸦片战争,发展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割据与军阀混战的需要,几乎每省都有兵工厂,形成了布局分散,设备、原料依赖进口,生产落后的中国兵工生产特点。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兵工厂进行了分期整顿,实行关停或并迁,形成了汉阳、上海、金陵、济南、巩县5个大型兵工厂。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抗战后,鉴于日本侵华势不可免,蒋百里、蒋介石等先后考虑抗战开始后,能够支持长期抗战的兵器工业的工业生产基地选择问题。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后方基地的认识也在变更,先后选择了西北和湘西、四川为中心的滇、黔、川西南地区。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重庆具有天时、地利、人才的独特条件,各兵工厂在搬迁中有的径迁重庆,有的一迁他处,再迁重庆,最终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生产基地。重庆兵器工业支撑了长期抗战,为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与兵工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