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书院的社会教化及其基本特质

儒家语境中的“教化”实为一种社会教化,并以设学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以期达到化民成俗的理想社会秩序。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伴随着书院演化为一种教育机构而发轫。南宋时期,理学大兴,旨在重振以人伦道德为本位的儒家传统。鉴于学校与科举结合导致其教化功能的式微,南宋儒者有意另建书院作为维系天理民彝、阐扬道德教化的平台。南宋书院发展已具相当规模,且与理学形成“形”“神”互依互存的关系。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由此真正彰显。基于觉有先后的人性认识,南宋儒者赋予书院社会教化“传道济民”的特质：书院重在首先以人伦道德为本涵养士人的德性,成就礼仪贤士,进而影响至其他社会成员。出于“秀于民而为士”的观念,南宋书院从“民”中择其“俊秀”作为施教对象,也呈现了书院社会教化可以通向平民的一面。书院的社会教化是南宋儒者建构的社会教化体系中的一环,大学的特性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精英主义色彩。     

耿介与清初嵩阳书院讲学研究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中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走向没落。清初名士耿介遍请名师讲学于嵩阳,开始复兴书院。讲学内容涉及理学的传承、洛学的复兴,注重人伦、推崇孝道,在提高书院学生学术水平的同时,更强调端正学生的品行道德,讲究克己复礼。讲学形式自由开放,师生相互诘问,并订立学规,使书院在清初得以复兴。嵩阳书院在耿介的主持下,逐渐兴盛,一批批名儒讲学于嵩阳,颇有“鹅湖之会”的盛况,向后世传承了开放自由的讲学风气,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为近现代学术活动做了启发,培养了一批近代经世致用的学术人才。     

清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清代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清代的各类书院中,历史教育均成为其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书院对历史教育的重视程度、其历史教育内容的扩大以及历史教育对象的广泛性等,均为前代书院所不及。书院长期积累的一些有益的历史教育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借鉴的意义。     

语言景观学视域下的西安书院制文化研究——以书院门街区为例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将从语言景观的标牌种类(官方与非官方)、语码选择(汉语、汉语拼音、英语、日语、韩语),语言数量(单语、双语、多语)等角度对关中书院的语言景观标牌进行研究,结合“国学热”的潮流,对其的研究有利于国内语言景观个例研究的不足;为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探究其背后的来源提供思路。     

东林书院被毁经过

举世闻名的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惨遭阉党迫害,他们讲学的场所东林书院亦遭拆毁。本文以生动翔实的史料阐述了书院被拆毁的经过,并简述了阉党被清除以后,明清两代书院建筑逐步恢复的情况。     

晚清书院改制学堂的嬗变:以四川为例

晚清,西学东渐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与传承是萦绕国人心中关乎国本之事.近代西学对传统学术造成冲击之时,学界要求保存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不断付诸实践.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书院制度在近代越来越受到冲击.要延续传统教育的发展,书院改制便迫在眉睫.在四川,书院改制成学堂的过程充满着复杂和纠葛,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制度转型的缩影.     

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官学化

明清时期是中国书院发展的繁荣时期,书院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前代。但是,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背景之下,书院的官学化越来越严重,书院越来越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徽州书院作为全国书院的一部分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然而,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其他地方书院的官学化虽然有着相同点,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官学化的途径。本文将从徽州书院官学化的原因、途径进行研究。     

走进千年古镇五夫

<正>闻名遐迩的武夷山,是我国第四个、世界第23个世界双遗产地,然而在武夷山风景区的东南部,尚有一处外人知之甚少、正在等待开发的旅游处女地,那就是武夷山的千年古镇——五夫。     

中国诗坛象征派的前驱——李金发

李金发,1900年11月21日生于广东省梅县梅南区罗田径上村。本名李金发,又名李淑良,字遇安,笔名弹丸、华林、兰帝、肩阔等。李金发六岁就学私塾,15岁考入梅县县立高等小学,1916年考入梅县梅州中学,1917年赴香港谭卫芝英学校就读,次年转入香港罗马书院;1919年夏,与同乡林凤眠一道赴上海,进入留法预备班;秋,与王若飞、李立三、张道藩、林凤眠等67位青年组成第六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英国货轮赴法国留学。     

王凯泰与应元书院

同治七年冬(1867),广东来了一位新布政使。此人名叫王凯泰,字补帆,仪征人,一生很敬仰阮元兴学乐教。来粤前任浙江按察使时,便效阮元建训诂精舍,曾在西湖边创设考廉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