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与治于人

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与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能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     

论朱元璋的礼法兼治

中国悠久的古代治国实践证明礼法兼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治国方针,礼治与法治是同等重要的统治手段,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关于朱元璋的礼法之治,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他严厉刑罚、重典治吏,而忽视了他发展礼治,重视教化,尤其重视文官集团在统治集团中作用的一面。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将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海瀛史学研究文选《治史集》出版

张海瀛史学研究文选《治史集》由张晨编,三晋出版社于2012年11月正式出版。张海瀛先生从1964年在《光明日报》发表首篇论文至今已四十八年了,先后发表史学论文数十篇,现从己刊和未刊论文中,遴选出四十六篇结为一集,取名《治史集》。收入的文章大致可分三类,一类为史论类;二类为山西史志研究类;三类为史志评论类。其中关于中     

一个重要的发现——读《井陉柿庄宋墓群发现唐代纪年墓》

2003年春,井陉柿庄壁画墓群内发现了同一家族的纪年墓,从而将这一省保单位的时代上限由宋提升至唐。所获随葬品虽寥寥,但系井陉窑相应时段的标型器。所出墓志对于研究唐代井陉治城位置,井陉驿路等问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在思想深处仍属于中国传统治边政策的范畴。完成省县一体化一直是国民党施政内蒙古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对给予内蒙古较高度的自治权始终缺乏理论准备,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本文试图在北宋政治合法性与秩序合理性的确立以及“治统”与“道统”的分离背景中 ,重新建立理学发生的思想语境。本文指出 ,由于唐五代发生了国家与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危机 ,北宋皇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包括借助仪式的象征性、重建政治制度、通过对知识阶层的优遇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 ,但是 ,思想秩序的合理性危机仍然存在 ,因此 ,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的最深刻的忧患 ,这种忧患使要求思想转型的取向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皇权和国家日益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 ,如何维护知识与思想的批评力和约束力 ,表达北宋迅速膨胀起来的士人阶层的意志 ,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所以“治统”与“道统”之争就渐渐凸显 ,并在 11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 ,正是这种分离 ,导致了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小川琢治的《战争地理学研究》

小川琢治 ( 1870 - 194 1年 )在日本是很有名望的地质地理学家 ,一直被学术界尊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创始人 ,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战争地理学研究》( 1939年 ) ,在军事地理学上的学术价值十分明显 ,反映出本世纪 2 0 - 4 0年代日本地理学家的军事地理学研究水平。此书与中国也有很直接的关系 ,一是它出版的时间正当中日战争进行中 ,二是书中包括对黄河下游平川战略地理学意义等重要内容的论述。由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小川这部著作及其事迹鲜为人所提及 ,在军事地理学、日本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等相关领域内 ,此书的内容和问世后的作用 ,有必要予以重点研究     

三张“二十四治”与东晋南方道教“静室”之关系

本文着重从道教史内部重新考察了三张“二十四治”与东晋以降南方道教“静室”的关系,认为“二十四治”组织本身就是三张以后理论化的产物,而南方道教“静室”本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其实质亦与“二十四治”迥然有别。将“静室”与“二十四治”相联系,实乃东晋至南朝道教整理者拟托的结果。     

希冀道统、治统之合膺——康熙玄烨独尊程朱理学的文化选择探赜

清代开国之初．作为一个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新兴政权在初步建立其统治之时,选择并确立何种思想学说作为官方正统思想意识形态,籍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凝聚知识界和全社会,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经过一段时问的摸索,清圣祖玄烨选择程朱理学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玄烨尊崇朱熹,提倡理学．俨然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自任．并将道统和治统合一。玄烨独尊程朱理学的化选择．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神明祭祀与乡村权力格局——以番禺大谷围康公崇拜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包括番禺县南部大谷围在内的三角洲平原的沙田区与民田区的交接地带,出现一批大族聚居的乡镇。这些乡镇的大族,一般都占有大片的沙田,依靠沙田的地租收入以及对沙田的控制,使这些乡镇的宗族发展成为一些十分强有力的大族。在这些大族中,沙湾何氏就是首屈一指的一个。然而,在1949年以前的番禺人心目中,除沙湾外,能称得上望族的还有石楼陈、员岗崔、南村邬[2]（有学者认为是大石何）并称番禺四大望族和大型乡村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