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界缘问题

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衔续紧密,二者过渡阶段的遗存并不具备稳定的文化内涵。在两支考古学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以鼎、豆为代表的器物群发生了明显变化,双鼻壶、匜等则是良渚文化时期新出现的器形。同时,以陶器为标准的文化分界在环太湖内部的各个区域还存在不同表现形式,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转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勘探发掘简报

本文通过对五里界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初步判定五里界城为春秋时期的城址,其主要功能是当时采矿、冶炼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仓储、转运中心。简报报道的田野考古资料, 为探索鄂东南楚文化进入之前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以及楚文化在鄂东南的历史进程与特征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     

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对策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己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辽宁阜新县界力花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2009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省阜新县界力花村界力花遗址进行了发掘,遗迹有房址、灰沟、灰坑和墓葬。房址有地面式和半地穴式,灰坑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墓葬有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土坯墓两种。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等。根据出土遗物推断,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僧界佛教会改革试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僧界有识之士对佛教会的会员、会务及组织形式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会员的改革以纯洁佛教会,改变其为少数人所把持、操纵的局面;通过对会务的改革以改变佛教会以护持教产为己任,而忽略内部之整顿与建设的局面;通过组织形式的改革使佛教会处在统一的佛教行政系统之下,以改变佛教会行政系统混乱的局面。尽管此次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但仍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也为以后佛教会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郑珍对《考工记》车舆形制的考订

《考工记》所言古之一辕车车舆形制,自汉至清研究者众,言者合此即失彼,合彼又失此。清江永由轼、较之制而明车舆形制,提出前低后高如纱帽形之说,破千载之积谬。郑珍通过审慎推理,细加甄别,会诸经传而取验实事,在江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轼前两輢外三面皆有栏高三尺的观点。现代考古发掘与田野发现,基本可印证郑说之确。     

“酒圣”秦含章

秦含章,“酒界泰斗”,现代中国白酒业及酿造工业的开拓者,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8月15日,秦含章走完了自己一百一十二岁的人生。笔者有幸在其生前多次与其近距离接触,了解到这位百岁老人的不凡人生。初次见到秦含章,是在数年前笔者女儿的婚礼上——一位慈眉善目、器宇不凡的老人站起身致辞。原来,他就是女婿的爷爷秦含章。身材颀长的秦老,声如洪钟,当时他已是一百零四岁高龄。     

陕西横山县大古界遗址动物遗存分析

大古界遗址位于陕西榆林市横山县雷龙湾乡沙峁村张油坊组,2010年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存。按照出土单位对所有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科学的收集以及分类、测量和鉴定。通过系统的分类和研究表明至少代表12个属种,包括蚌类、喜鹊、鹤、草兔、狗、貉、狗獾、黄鼬、猪、鹿科、狍、绵羊等。根据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结果表明:当时遗址周围的环境以草原为主,不远处有一定面积的疏林、灌丛,草原、疏林间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水域。家养动物猪和狗占的比例较少,主要以捕猎野生动物野兔和狍子为肉食来源。     

论辛亥革命对岭南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岭南画派和粤剧改革为中心

二十世纪初的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亦成为“艺术革命策源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在前,孙中山革命于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变法维新的同时,亦大力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如其《班定远平西域》,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1]。     

清代伊克昭盟长城沿线“禁留地”诸概念考释

清初陕北边外禁留地承自明代烧荒形成的隔离蒙汉的黑色地带。乾隆八年,双方在边外五十里一线划出有形界线,称黑(牌)界,该谓附会于烧荒形成的黑色地带,是汉人对边外自然景观记忆延续的反映。黑界以内,伊克昭盟各旗汉族移民的耕地范围并不相同,使得黑界与移民垦殖北界之间形成宽窄不一的土地,由此衍生出当时文献未言,却实际存在的所谓黑界地。牌界地是指边墙与牌界之间的土地。伙盘地是移民定居和租耕之地,具有不连续分布的空间特征。白界地一称晚出于民国绥远编纂的文献,实为牌界地的异写,其产生可能与牌借地、白借地称谓有关。陕绥双方对诸称谓的不同书写,反映各自从己方利益和地方本位的角度,对重构清代鄂尔多斯南缘汉族移民垦殖史的不同表达和现实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