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一起赏读 熊广琴“国色天香”系列

<正>中国画家常常迷失在牡丹的"富贵"象征里,把牡丹画得妖艳而俗。熊广琴画牡丹恰恰相反,不要艳而俗.甚至不要艳而不俗。而是追求更具人格象征意味、更富精神性的东西。在画法上,她有时弱化花朵的刻画.强化枝叶的描绘,努力透过枝叶与花朵的生动姿致,表现花卉本身的生态自然之美,也传达一种散淡优雅的神情;有时着意刻画牡丹花之"淡":在颜色的显隐之间.欲退未退之际,显示一种平淡朴素的气质.暗示一种別样的情怀。有时又借物喻人,通过诗词题跋引发观者的联想,如《横幅牡丹》题:"玉容谁得顾,无风自婀娜。品性谁人识,大美自不言,何劳丹青手,真态自鲜妍,晨露彩云里,暮宿烟霭中,春荣秋亦谢.     

清代香山诗人李遐龄的论书画诗与书画创作

正李遐龄(1768-1823年),字芳健,别字菊水,又字香海,世居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县城石岐紫里。紫里李氏以"书香七代多专集,科甲联翩萃一门"名闻香山,而李遐龄为其中最杰出者。一方面李遐龄交游广阔,活跃于粤中诗坛,正如梁炯所撰《清故李明经菊水先生家传》所说:"君学固纯笃,友事尤不乏人。粤之先后辈,如顺德黎二樵、黄虚舟,阳春谭康侯,番禺张南山,同邑黄香石、方竹孙,或称四家,或号三子,皆与君相劘切者。他如张绣山(厓山)、     

民国三年甘肃袁像一元银币赏析

甘肃造币厂源于民国九年（1920）孔繁锦担任陇南镇守使时设置在天水的铜元造币厂。民国十五年（1926）8月,刘郁芳为兰州代理督办,成立甘肃造币厂,为甘肃最早的银元铸造机构,始铸甘肃银元。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像（甘肃）银币铜质试样币极其罕见,其为红铜材质,浆色自然天成,铜色更是呈典型熟旧,整体绽放五彩包浆,弥足珍贵。     

明代文人园林画与明代市隐心态

明代中晚期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推动了明代绘画中以园林为表现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加,成为明代绘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明代园林画并不是简单的“清风朗月”、“小桥流水”的园林山水景观的再现,而是文人画家市隐心态的流露。     

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

“雅曼达噶”即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护法神。本文考证了乾隆时期所建的七处皇家“雅曼达噶坛”,分析了神坛的建筑特点与文物陈设状况,理清了这种重要的佛堂模式的特点。同时探讨了清富神坛与西藏寺庙的渊源及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中神灵众多。有一个庞大的神系。乾隆皇帝建七处雅曼达噶坛。说明了清宫廷对保护神大威德的特别崇拜,这种做法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直接影响。由此种神坛之模式可见藏传佛教曾对清代宫廷的文化环境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旅顺博物馆藏日本画管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日本绘画的产生与发展深受中国绘画的影响,但是日本人在学习、接受中国绘画的同时,并不是机械地照搬、模仿,而是将中国绘画与日本本民族传统的审美意识有机融合,使日本绘画的表现形式与审美内涵与中国绘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继续学习中国传统绘画、日本传统绘画的同时,主动学习西洋绘画中的某些表现技法,从而开创了日本绘画艺术的新境界。中国是日本绘画的收藏大国。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博物馆、文物商店、工艺品公司、画廊以及私人手…     

广东国画研究会之演变与艺事考

在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以广州为重镇,东莞、香港诸地为辐射地区,出现一批以高扬传统画学、维护国粹艺术的绘画团体。他们深感清末民初以来广东画风萎靡不振,正统的国画受到来自于东洋、西洋绘画以及当时所谓的“折衷派”的“新国画”的冲击,因此试图结合广东地区的国画力量,“把历代绘画的成业,简练揣摩,振开风气”,[1]从而形成了近代岭南绘画史上一个独有的美术群体——广东国画研究会。     

这里是艺术的殿堂——梵蒂冈博物馆参观记

不久前的一天,我们随着人流来到梵蒂冈博物馆参观。     

从龙凤呈祥图案嬗变谈崇尚理念的作用

“龙凤呈样”的图案刍形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至今仍在普遍使用,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其外在形式和实际内涵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饱受中国传统伦理浸润。形成了独特的嬗变发展轨迹。透过“龙凤呈样”吉祥图案所揭示的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演变及其发展规律,探讨中国崇尚伦理对吉祥图案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意义。     

甘肃河西水陆画简介——兼谈水陆法会的起源和发展

甘肃河西古浪、山丹、民乐、武威四个县市博物馆中藏有名明、清两代水陆画486轴,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简单介绍了水陆法会的起源和发展,水陆画与水陆法会的关系,水陆画的内容,甘肃河西水陆画的收藏、来源、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