鞌之战爆发原因与所涉地名考证

鞌之战是春秋中期发生在今山东济南境内的一次著名战役,清华简《系年》第十四章记有其事,其所记爆发原因与《左传》最为相似,而与《公羊传》《穀梁传》和《史记》差别较大。诸本的差异可证史书文本的生成经过了一个“层累”的过程。对《左传》中鞌之战所涉地名进行一一考证,可发现齐、晋双方尽管是一逃一追,但双方的行军路线,在“三周华不注”后并不一致,他们分别是沿着孝妇河和淄河进入齐都临淄的。《系年》所涉地名记有“淳于”一名,为《左传》所未载,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     

红山文化积石冢冢制渊源初探

积石冢或“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是红山文化的主要特点,其形制、性质、礼仪及创制理念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为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创制了基础框架模式。因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而庙、坛皆因冢而分化、析出,所以,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对冢的研究具有“行到水穷处”的源头意义。本文通过红山文化积石冢遗迹与后世帝王冢制的比较,典籍文献的描述以及近年来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从而证明了红山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源流清晰,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三十年代的河南统治者与保甲行政人员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力图借保甲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农村。本文探讨了河南省在１９３２年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建保甲活动,论述了河南省政府当局对沟通自身和农民政治联系的中介——保甲行政人员的调控措施及其后果。     

十八世纪清代"多主制"与《宾礼》的关联与(氏)牾

针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用"朝贡体制"来解释"中国的世界秩序"之观念,何伟亚最近提出,清代的<宾礼>才反映了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且体现了远更广阔的整合"天下"秩序的构想.但他又强调满清对其帝国的想象是一种"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本文以为,以蒙藏关系为基础的所谓"多主制"和"宾礼"适用的对象各不相同,其间固有关联,同时更有相当程度的(氏)牾,不宜并论.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赏析

吕敬人是著名的中国书籍设计师,是中国书卷文化推广的守护者。他的设计作品对现代书籍设计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书籍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的赏析,研究其书籍设计中的材质之美,造型之美,文化之美,以此来从中得到思考和启发。     

关于英语专业基于经典阅读的小班讨论制以提高人文修养的思考

近年来国内高校英语专业单纯重视语言技能的培养,没有实质性的教学内容这一现象受到抨击。明确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定位并加强英语经典阅读成为当前最有效的做法。本文就基于经典阅读的小班讨论制的教学方法进行一定的思考和阐释,以期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修养。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