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到了“黑军”司令官

1951年8月上旬,我参加了湖北省"土改工作队"二队(隶属中共湖北省委土地改革委员会),到鄂城县(今属鄂州市)开展"土改"。"土改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等。我们既是"剿匪"和"土改"工作队,还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的第十三法庭。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屯田”并非赵充国治羌政策的核心内容

西汉时期的赵充国在平息西羌反叛中因为提出"留田便宜十二事"而备受后人推崇,但本文通过对西汉和西羌关系的梳理,认为西汉对西羌地区的治理基本上是以因俗而治和移民实边为主要特点,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也严重影响了西汉和西羌的关系,其中农牧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主要因素,并最终导致了宣帝时期西羌的大规模反抗;进而认为屯田并不是"留田便宜十二事"的核心内容,而是针对西羌采取的一项综合性政策,也是和西汉在其他地区屯田存在明显不同的地方。     

宋代官田鬻卖规模考实

两宋的官田鬻卖引人注目,是“官田私田化”说的主要论据。鬻卖官田说明土地的交换价值受到重视,是国家土地产权强化的体现。被鬻卖的主要是没官田,鬻卖恢复了其原有的民田形态,且规模不大。官田鬻卖是在私田官田化和公用水面田产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不是影响官田总量的决定性因素。在官田鬻卖的同时,学田、职田、屯营田以及沙田、湖田等官水利田仍在扩展,其规模远远大于所卖官田。     

《东北石器时代考古》读后

张忠培教授德高望重,著作等身。以严肃认真和以身作则而著称的几十年教学生涯,桃李满天下。今年8月5日,欢度七十华诞。学生们踊跃撰写文章,向导师汇报各自的成果,衷心祝愿他们的老师健康长寿!老人检阅亲炙弟子们,在不同的地方所取得的成功,是最浪漫的事情,这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好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敞田经营制度再认识

大村庄的定居方式是中世纪英国平原开阔地带盛行敞田经营制度的重要原因。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生产力水平下,敞田经营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安排,并且还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近代早期虽然出现了圈地,并且从长期来看它确实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但敞田经营制度并没有成为当时农业进步的障碍。     

刘秀“度田”史实考论

刘秀“度田”虽历经曲折,但并不像以往论所主观臆断的那样：“完全失败了”或“不了了之”,而是最终以“更正”与“坐租”的形式,取得了理想的结局,并对“郡国大姓及兵长”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从而“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为“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和条件。     

试论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的性质和功能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是2010年新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经过多年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颜料块和火塘等遗迹现象。石制品组合和拼合、动物考古埋藏学以及用火遗迹表明乌兰木伦遗址属于原地埋藏,较好地保存了古人类原料采集、预剥片、剥片、加工和使用的完整动态链,表明该遗址具有石器制造场的性质。大量动物碎骨、骨骼上的切割痕迹以及火塘和烧骨的发现表明在乌兰木伦遗址还发生了屠宰动物的行为和生活行为。综合来看,乌兰木伦遗址是一个多功能的古人类活动营地。     

我爱花生

正我从小爱吃花生。那一天,站在花生田边,我惊叹不已:一眼望去,这块田里面像是用绿叶铺成似的,叶子密密麻麻、挨挨挤挤又蓬蓬勃勃,但是我却看不到花生的果……后来有一天,我和奶奶到地里挖花生。我开始心想:这花生肯定很好挖,只不过花生上面多长了几片叶子嘛!收获的季节,花生的叶子翠绿色渐渐淡了,稍微有些泛黄,但仍然抬着头。我拿着一把铁锹往泥土里挖,觉得泥土里到处都是花生,可是铁锹怎么戳也戳不进去。奶奶教我挖花     

论秦汉田税征收方式及其变化过程

秦至西汉前期存在着“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这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反映着同一种田税的征收方式,即在一定的税率下,田税按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征收。但实际产量每年是不同的,因此,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西汉后期,田税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但田税仍然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东汉章帝时,进一步完善了应税田地的统计制度,但并没有改变田税的征收方式。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相关例题看,在田税的计算和征收中,并不涉及亩产量的问题,而在现有文献中也没有发现标准亩产量和田租定额的证据,说明秦汉田税不是定额税。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和刍稾税,与按户征收的户赋和户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税,每户都征收相同数量田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秦汉田税并非按户征收。东汉末,田税征收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变成了亩收固定数额的定额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