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制度性行为对目的地品牌资产的作用路径研究——来自西北五省旅游业的市场证据

在旅游消费升级驱动下,目的地品牌化日益成为国内外旅游业竞争的焦点。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从游客的全新视角探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中目的地的相关制度性行为如何影响目的地品牌资产。数据显示,旅游目的地不但可以通过制度性行为正向影响目的地品牌资产,还会通过品牌合理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品牌资产;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不同于一般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适用机制,目的地制度性行为效应的大小独立于目的地熟悉度的高低,目的地熟悉度并不是目的地制度性行为发挥效应的外部条件。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展现了制度效力对目的地品牌建设的重要作用,还能进一步丰富目的地品牌资产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并为目的地营销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的变化,都与土地制度的变化高度相关。当中国市场化改革走近尾声的时候,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迁？每一次的变迁对政治、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制度最终做什么样的定位呢？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

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晋侯苏编钟问世以后 ,铭文的历法问题引起中国及海外学术界的兴趣。本文提出两种新的观点 :( 1)铭文所载“三十三年”年代必指宣王在位年 ,即公元前 795年 ,可是所载四个月份、月象和干支具备的历法记载却与此年不合 ,而合乎次年公元前 794年。本文提出两个解释以说明这一点。 ( 2 )“晋侯苏”即晋献侯无疑 ,可是《史记·晋世家》以其在位年为公元前 82 2—公元前 812年 ,与公元前 795或公元前 794年不合。因为在《史记》所载晋侯的世系里 ,献侯的儿子为穆侯、穆侯的孙子为昭侯 ,与周礼昭穆制度相矛盾 ,所以本文推测献侯和穆侯的世系被颠倒 ,献侯实际在位年是宣王三十三年到四十三年 (公元前 795—公元前 785年 )。如此不仅与晋侯苏编钟铭文所载历法记载全合 ,并且也可以说明一系列中国古代年代上的问题。     

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调整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刚才,程慧同志代表市地方志办公室介绍了《广州市志》续修工作的基本情况,会议又讨论了关于建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和召开全市第七次修志工作会议等问题。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地方志搜集的困惑与思考

搜集地方志,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职责。作为全省藏书中心的云南省图书馆,早就以地方志作为馆藏地方献的一大特色,加以搜集、保存和供读使用。今天,正值新中国第一届新方志的编修、出版已接近尾声,对地方志的搜集随之已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     

连接博物馆文物展览与受众的桥梁——"独立策展人"制度探索

通过对中国现代艺术领域获得较好发展的"独立策展人"制度的分析,认为中国博物馆的体制改革应借鉴这一制度成功的经验,使其成为连接文物展览与市场的桥梁。     

北朝隋唐都城空间区划制度的演变——以“坊”“里”的使用为中心

都城空间区划制度与对都城内主要城市景观的称谓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最基本的都城空间区划制度有里制和坊制两种,因此主要城市景观的名称也就为里或坊。就北朝隋唐时期而言,首都居住区里、坊的称谓之间并非一开始就是官称与俗称的关系。在北魏洛阳,空间区划制度是里制,坊实际为落实治安管理的一种手段。在坊建好后,被围墙围绕的封闭区域也开始可以称为“坊”,此后,坊、里在指代空间位置时就可以等同了。不过,北魏洛阳涉及治安事务时才用坊表示居住空间,因此墓志所见城中居住区都为某某里。隋文帝正式在都城实行坊制,确立了坊在指代居住空间时的官方地位,由此才形成了坊、里官称和俗称的关系,但里代指居住区的用法并未改变,唐代坊、里的混用实源于此。     

制度嵌入性视角下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分析

本文从制度嵌入性视角分析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发现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会对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产生限定范围与边界、影响方向、限制理性程度等方面的影响,且制度嵌入的强度越深,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越大.制度嵌入的强度既可能与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呈正相关,也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     

关于解决导游薪酬问题的探讨

导游是旅游从业人员的主力军,导游的稳定关系到行业的稳定。目前导游的薪酬问题一直是旅游业发展中令人困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目前导游人员薪酬状况和解决薪酬问题的焦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     

新合同法的立法建树与制度创新

新合同法对我国合同法律制度的立法建树,主要体现在合同订立制度、合同效力制度、合同履行制度以及合同责任制度等诸多方面。新合同法的订立,是对我国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也是法治明的具体体现,有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