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评介

<正>明清民间文书历来被誉为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生活的"活标本",近年来更是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生长点。最近出版的国家清史文献项目成果、张建民教授主编的《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以下简称《熊氏契约》),从史料价值和整理水准两方面看来,都极富特色,值得关注。《熊氏契约》所辑文书,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来源可靠,系统完整。它出自湖北天门县岳口镇一个熊氏家庭,契约文书不仅归户十分明确,而且持续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乐活乡村的乐活夏天：雄村,商道古墟,水巷老街

乐活（LOHAS）,最线性的理解就是快乐地生活,再往深了说,它不止是吃喝玩乐,更是指一种健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快乐既是态度,快乐又是活法,快乐最是体验。 当下,城市人的乐活之一就是“上山下乡”地旅行,看一眼这些年旅游书架上的书就有数了,早些年雅致地起着类似《乡土中国》的名字,最近的干脆直白地叫做《中国古镇游》。 去年的中国旅游被贴了上“乡村游”的标签,今年这个标签依然新鲜如故,主题依然延续,乐此不疲,只是加上了“城市”的前缀——“中国和谐城乡游”,试图更明确地表达一种城市和乡村游走上的互动,也就是让“魅力乡村”与“活力城市”之间互动得更加虎虎有生气,一副将乡村游进行到底的乐活派头。 真是又应了那句话：我们又乡村了。所以,趁着夏天,乐活乡村吧。[编者按]     

"时间"概念在佛教大众化歌曲所表现的意义

一、前言 佛教大众化歌曲的运用,主要在于布教、仪式、引领日常行仪的活动,这些活动虽然是佛教展现在大众面前的"表象",却也是作为传播教理,进而深植人心,甚至融入社群生活的重要媒介.而透过佛教歌曲的歌辞内容与实际演唱的声情表现,可顺引行仪进行,引导大众进入宗教感应的氛围,进而得让教理转应于俗情,引导大众反思生活境遇,接纳对应于人生的教理.     

敦煌地区寺院行像活动财政考

敦煌文献记载,敦煌地区寺院每年都举行盛大的行像活动."行像"亦称为"行城"和"巡城",乃指庄严佛像用宝车载之巡行城乡,以纪念悉达太子出家的一种佛事活动.就敦煌行像活动的研究,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罗华庆先生在<9至11世纪敦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动>中对中土行像活动起源、历史演进及敦煌地区的行像活动做了考察,指出敦煌行像活动具有浓厚的政权色彩和世俗性.     

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

特大面值的纸币往往是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的产物,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恶化。由于其面值巨大,社会流通环境恶劣,一般流通期也十分短暂。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普通收藏者和钱币学者收藏研究的热点,除了面值巨大的奇特之处外,我们更能通过它们透视那些动荡的岁月。     

明清民俗与物流发展探究

我国历史悠久,在人民的传承文化中逐渐形成了最贴切生活的一种文化——民俗,我国古代民俗可谓丰富多彩——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民俗,很多民俗一直沿用至今,或与今天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认同结构——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分析

为了客观反映马来西亚华人在语言和认同等领域的现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基本数据材料的分析,探讨了当今马来西亚吉隆坡、古晋、吧巴和诗巫等地的华人认同情况.在语言方面,华人子弟在小学阶段大致打好华语基础,同时保持华人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华语和华人方言的使用占优势,但在商业和职业范围,马来语和英语的使用率有所增加.经济生活方面,华人发扬了传统的奋斗精神,贡献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认同方面,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认同,远远高于对中国等其它对象的认同.结果显示:华人既保持华人性而又能动地适应国民规范;华人以民族语言维持传统文化的族群社会功能,扮演着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华人形成了本身的"华人文化圈"并进一步孕育着华人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关于民俗文物

过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各种造型不同、材质各异的器物默默地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给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些平凡的器物与中国传     

牧民塔加的日子

初春的季节,从世界海拔最高的邦达机场出发,沿着214国道深入查美河谷10余公里,便来到了八宿县邦达镇查美村,此时的邦达草原,牧草仍显枯黄,在湛蓝如洗的碧空下,除成群牛羊在那里悠闲地觅食外,偶尔也会有一些藏原羚出没于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