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管理

安全保密是博物馆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因此做好此项工作对博物馆来说至关重要。博物馆应采取哪些富有成效的措施、拓展何种可行的方式来处理保密与事业发展的关系,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其中,对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保管工作,更要十分注意。     

台湾阳明山生态之旅

台湾阳明山公园是以大屯山、七星山火山群为主体的公园．有外形独特的锥状和锺状火山体,其中最具火山特征的有火山口、火山湖、地势温泉等特殊地质地形景观,又有以热喷气孔如大小油坑、马槽、大磺嘴等特殊景观,令人称奇。热喷气口和温泉由于地表水之下渗至地底后被地下热源加热,再经由地表之裂隙冒出而形成热喷气,是火山活动中的一大特色。     

福建乐峰赤壁生态风景区

赤壁生态风景区位于福州市西面的永泰县境内,距福州市区仅42公里,交通极为便捷。景区山峦起伏,奇峰怪石,飞瀑流泉,溪涧纵横,林木葱茏,山花俏丽,鸟鸣蝶舞,呈现着大自然的旖旎风光。     

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

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采用上海1996年、2004年、2008年制造业企业分街道就业数据,分析上海都市区制造业的空间格局演化,采用计量模型探究了制造业就业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空间格局已经基本实现了郊区化,并涌现出了稳定的制造业次中心;区位、交通、地价和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就业格局的形成有着显著作用,而且这些因素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行业间差异性。为实现制造业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政府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和不同产业的特点,为不同产业选址布局提供相应的空间供给和基础设施。     

基于不同尺度的关天经济区人口格局时空变化特征与差异

以关天经济区为案例地,运用空间统计工具,将市、县、镇三个尺度的人口空间变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尺度的人口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尺度间差异。研究表明：①在人口空间格局上,市级层面西安市是经济区人口分布的核心;县级层面区域人口沿渭河呈带状分布格局;镇级层面人口以西安为中心沿交通轴线向外围递减;②经济区人口格局整体呈现空间集聚趋势,并在各尺度间表现出明显差异。在市级层面,区域人口加速向西安集中;在县级层面,人口主要向地级市市区集中;在镇级层面,出现两种人口集聚路径：一是地级市市区内,人口大量向近郊集聚,中心城区人口快速缩减,郊区化特征明显,二是在市区外围,人口明显向各县城集聚,绝大多数乡镇人口下降。     

基于生态足迹的产业适度人口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的适度人口规模。在分析生态足迹模型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生态足迹和产业生态承载力模型。通过估算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分析了2008年南京市三大产业的适度人口。结果表明第一、二产业在经济活动中过度消耗环境资源,现实人口对生态环境资源产生较大的压力。而第三产业的人口盈余为97.81万人,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潜力。结合南京2008年第一、二产业出现人口赤字,第三产业存在人口盈余的具体情况,就减少产业人口赤字提出了技术和政策上的对策。     

基于生态敏感性评价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研究——以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为例

生态敏感性高的城市地域的土地利用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经常因为环境保护与建设发展的矛盾而使之处于两难的境地。本文在总结和思辨一般性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基础上,借助GIS技术对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显示,因特定的水域和人工林环境导致净月区总体上生态敏感性较高,按照划分的极高、高、中、低、非敏感5种生态敏感区,其中度及以上生态敏感区占全区50%左右。作者进一步以生态敏感性分区为前提,总结提出其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模式、类型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并指出其中后二者尚在不断完善过程中。     

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所以,尽管有广大农民的勤奋开发,农业生产也曾一度繁荣,但由于违反了自然规律,终难逃脱衰落的命运。     

国际权势格局的当今变动与相关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思考

主要出于几方面的基本原因,“ 9·11”事件以来美国的权势有了最新的更进一步增长,其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出现了新的跃进式扩展,无论就地理范围还是就问题领域来说都是如此。这一事态以差不多空前的尖锐程度,提出了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可以明确预见的一个未来时期里,能否在世界政治总体及其各主要局部上真正成功地制衡美国的过大优势和强权政治?历史实例考察和理论分析都提示,答案是否定的。在此情况下,中国不要“当头”,不要冒失,而需要认真考虑、试验、采纳和优化总体制衡以外的大战略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发展改革,加强国力,后一方面特别包括下决心全面和大幅度地改善和建设军事力量。我们在这两方面需要做的一切,除了其他根本性的目的以外,是为了准备迎接在较长远的未来必定会到来的总体制衡的大历史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