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生态意识及其当代意义简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生态问题日益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一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科技、经济、法律手段来解决,还有待于人们树立环境保护观念,增强生态保护意识,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诗经》中蕴含着人类最原始的生态哲学思想,从生态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主要从形成《诗经》生态思想的背景出发,对305首诗歌进行具体、系统的分析,挖掘其反映先民有生态思想的信息,重点探讨《诗经》中的生态思想,并具体阐述这种生态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当代价值,以期今人能够从中获到保护生态的意识,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尽一份力。     

寻梦家园的绿色畅想——写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召开之际

一黔灵山上隐略升腾的烟霞紫气,似乎预示着黔山秀水将有更新的大千气象,连缀着贵阳到安顺自然风水中的人为脉动,搅动了因急切期盼同步小康的喧闹与蓬勃展望的气场。从屯堡妇女宽袍大袖的洒脱与江淮古风的夸张中,不难想象,600年来,这里,原来就是南京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好一派水潦山曲的浑然景象,托举的是600年秀甲天下的山高水长!如今历史的长度在朝着空间的宽度转化为立体的维度。     

亚洲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正>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在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当前建立在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化农业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并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全球特点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与之对应的是,一些传统地区的传统农耕方式在适应气候变化、供给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环境、提供多种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这些传统的农业技术、重要的生物资源以及独具特色的农业景观的重要性。     

中国南方喀斯特系列遗产分论坛举行聚焦“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修复”

7月12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修复——中国南方喀斯特系列遗产＂分论坛在贵阳举行。此次论坛由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黔南州人民政府承办,住建部左小平处长,贵州省住建厅杨跃光副厅长,中科院袁道先院士等人应邀出席会议。上午,来自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IUCN）、韩国江原大学、英国肯特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等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就世界自然遗产的管理和保护做了精彩的报告,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南方喀斯特自然遗产的特点,就喀斯特的石漠化、地质遗迹、岩溶洞穴等资源的管理与保护进行了探索和交流,并最终形成了共识。     

留住乡愁记忆——嘉兴乡村建设中的文化遗产植入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也为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描绘了美好愿景。在浙江省正在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古建筑存量并不丰富的嘉兴,另辟蹊径,通过把握农村地域特质,结合乡村的历史文化、生态自然、农业生产、特色习俗、村落格局和村庄建设现状,去实现对江南水乡特色风貌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保护的是一种比质的生活方式,村落增加了生命力,居民也因此从"美丽乡村建设"中受益,客观上让文化遗产成为了推动乡村建设的良性基因。     

数字

3月26日,发改委农村经济发展司司长高俊才表示,国内有2亿亩左右耕地存在安全问题,其中1.5亿亩存在生态安全问题,还有5000万亩存在影响农产品质最安全的问题,今后要把这些对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有影响的耕地采取政府补偿、农民自愿的方式退出来。     

论木鱼书《花笺记》的伦理教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儒道互补,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又富于浓厚的道德色彩,信奉的是伦理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儒家思想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中一切精神层面的东西都蒙上了伦理的色彩,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以中国古代较早传入西方并引起很大反响的文学作品为例,如《好逑传》,之所以能得到歌德的好评,就是因为它以才子佳人的故事演绎了儒家“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思想,富有东方道德的浪漫色彩。而《赵氏孤儿》除了与西方文学相类似的“复仇”主题外,其中蕴含的“忠”、“义”观念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我们因为深深浸淫于儒…     

藏区要闻

《西藏研究》百期刊庆座谈会在拉萨举行,两岸三地专家相聚林芝探讨生态问题,全国藏报刊业务协作会议在西宁举办,“西藏物展”在德国举办,西藏划定7大生态区,“西藏24小时摄影图片展”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举办,西藏90位农牧民首次出远门乘火车来京演出,[编按]     

为什么中国没有茶道

传统中国对心灵世界的关怀只停留在政治和伦理领域,不认为一些审美活动对人的心灵有深刻的影响,稍有过度便被认为是“玩物丧志”。     

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

科技进步和军事变革互为条件、共同发展。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其根本属性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改变。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更是特定生态系统中人与环境的对立。与以往的战争模式相比,高技术战争看似“人道”,却凸显出人与环境之关系更趋紧张的态势。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战争双方滥用科技带来的破坏,几乎超出了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人类重建家园能力。无论联军还是伊军,都是环境的破坏者,他们连同平民一起又是环境破坏后果的最终承担者。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入手审视高技术战争,使我们看到了现有的战争伦理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