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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编辑小语】"低碳"这两个字走进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对低碳的了解,还需进一步深入。低碳,是环保,还是绿色新政?是大国间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还是平民百姓可以期待的生存方式?为使大家对这一系列问题有一个深入了解,本刊综合财经作家勾红洋的观点,编辑了这一组稿件,以飨读者。     

清廷太监杂记

爱新觉罗·恒兰,字如馨,父毓盈为宣统朝宫内缉查总监。伯父毓朗为光绪朝民政部侍郎,曾赴日本考察警政;宣统朝任法政贵胄学堂总理、军机大臣、军咨大臣。本文系作者早年与定王府“府邸太监”春和,朝夕相处,茶余饭后闲谈时,春和就本人亲历、亲见、亲闻告于作者。此文写于1985年8月。     

东汉士人群体自觉意识形成原因考察

中国古代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面兴起于东汉中后期。其兴起之原因,一是土地私有化的完成,地主庄园经济的出现,尤其是东汉士人对劳动态度的改变,使士人生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使其在经济上有了独立性,为其人格独立打下了物质基础;二是东汉统治者对士人尤其是对归隐士人的相对宽容,为士人自觉意识的培养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三是士人队伍的扩大,尤其是中央官学规模的扩大和校舍的扩充,为士人个体自觉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提供了中心场所;四是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专权,又为士人群体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张扬提供了外部条件。     

抗战时期旅日闽侨生存状况探析

从战争对平民伤害的角度来认识战争的本质,有助于理解国际间友好关系对于平民百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抗战时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旅日闽侨,因其“敌对国民”身份顿然成为特殊的群体,陷入极端困境,其生命、财产难以保全,身心遭受了双重伤害。他们传统的“一家两地”的生存模式因为战争而被扭曲、中断,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本文运用日本警保局编撰的《外事月报》记载的战时旅日闽侨真实生活的若干史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考察战时旅日闽侨的生存状况,分析其特定条件下的行为与心态,从而为相关的华侨研究提供一些资讯。     

打造品牌年鉴，努力提高年鉴质量

年鉴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它价值的大小。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许家康曾经呼吁,提高县（市）综合年鉴的内容质量“是县级年鉴生存发展的当务之急”。笔者从事《花都年鉴》编纂工作九年多,围绕提高《花都年鉴》的综合质量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一些成效,加深了对年鉴编纂理论的认识。实践证明,要提高年鉴质量,创立品牌年鉴,必须抓好提高年鉴作者的供稿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和改革创新年鉴篇目、内容三个环节的工作。下面,笔者结合近年编纂《花都年鉴》的实践,谈一谈这方面的体会,与同行们探讨交流,望能有所启发,共同提高。     

一门正在崛起的新学科--《海洋文化与社会》读后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化包括人类一切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毫无疑义,它也包括人类一切与海洋有关的创造,就是说包括“海洋文化”。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往往“站在内陆而背对着海洋”,只看到陆地对于人类的生存意义,没有或者很少注意到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只看到人类在陆地上的生产生活情况,     

野外生存是苦,是乐

“饱带干粮热带衣”指的是人出门在外所必须的生存保障,可是当环境条件发生突变时,在缺衣、少食、无水状况下,你是否仍然活着。     

网络生存与社会控制

本集中研究了网络生存与社会控制的关联问题。跨越地域或时间限制的网络大面积地改造着其涉及到的各个角落,最终会引发荡涤全社会生存形态的深刻革命。尽管网络从正负两方面影响着人类世界,但这毕竞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的到来。本认为技术的无止境进步增强着人的社会属性和主体意识,只有谋求有序的社会控制,掌握稳定的网络空间,才能主宰人类未来的命运。本从三个层面、四个维度提出了网络社会控割的框架性设想。     

民族自我意识与苏联解体问题

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探索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近年来俄国学者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如契什科的《解体的意识形态》、德罗比热娃主编的《社会变革条件下民族自我意识的价值和象征》(以下简称《价值和象征》)等等。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做一介绍,供大家参考。     

南京直立人生存年代的研讨

南京直立人(晚期直立人)自1993年发现以来,国内外的不同单位所测定的年代则各不相同,从1996年的距今35万年,到1998年的42万年、1999年的50万年,再到2001年的58—62万年。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化的分布规律、南京附近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化年代、及南京人动物群与北京人动物群的对比情况看,南京直立人的生存年代不可能超过距今50万年,而应为距今35～40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