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登封史前生业复杂化初论

现有考古记录显示,河南登封地区在裴李岗时代可能已存在农业生产行为,但证据偏少;仰韶时代,作物种植、家畜养殖已发展为生业的稳定要素,可能属于野生的动植物资源是先民动物性和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山时代,生业经济仍包括生产性经济与攫取性经济两方面内容,唯生产性经济重要性提升,作物与家畜种类增多;二里头时代的生业系统承前,唯作物、家畜组合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农业复杂化程度又有提高。该区域农业复杂化程度加深、生业模式演变的原因大致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方面。日益发展的农业经济和逐渐进步的取食策略既为人口增长、文化进步、社会前行提供了经济支撑,也为后世农业及相关经济部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云南贝丘遗址生业方式的研究——以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方式为中心

湖滨型贝丘遗址是云南地区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笔者通过对已发表的关于河泊所、天子庙、光坟头、黄家营、小龙潭、兴义、海东、杨山、银梭岛等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学研究,对云南贝丘遗址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方式进行历时性观察,认为：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渔捞和狩猎方式是主要的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家畜饲养方式已经出现,猪和狗为主要的家养动物;在距今3500—2400年前的青铜时代,仍以渔捞方式为主,家畜饲养和狩猎方式此消彼长,家养动物包括狗、猪、牛,可能还包括羊和马;在距今2400—1900年的东周至东汉初期,仍以渔捞方式为主,辅以家畜饲养方式,狩猎方式逐步衰退。笔者认为要推动云南贝丘遗址研究工作,应当在发掘时采用柱状采样法,在研究中围绕云南当地的特色家畜种类（如瘤牛）开展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植物遗存的分析显示,八里岗遗址前仰韶时期的植物性食物资源主要是水稻和橡子等,经济方式上农业与采集并存。自仰韶时期开始,则一直保持了稻粟黍的作物组合,但各种作物的比例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与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变迁是相符的,从农业经济的角度体现了南北方文化的消长过程。稻属穗轴形态的分析则表明该遗址驯化穗轴自前仰韶时期开始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比例,驯化过程可能很早就已完成。此外,从对杂草遗存的分析结果来看,该遗址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作物加工模式或许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物加工的大部分步骤都是在遗址上进行的。     

“以生为业”:日常的神圣工作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逐渐细致化的社会分工形成了行业形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业、行业、专业愈加紧密地伴随着。如果没有这些行业分工和专门作业,事物无法分类,货物无法上柜,仿佛一个图书馆,没有分类目录如何找到你要的书?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为一部车,那么,各个行业就像是车的各个部件。没有专门、专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社会"便无从谈起。而对于那些行业化的工作,它们是日常的,也是神圣的。我国的行业传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

沟湾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显示,植物资源在聚落生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较低。农作物以黍、粟、稻为主,从仰韶一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黍都占绝对优势,而稻的数量或出土概率在仰韶四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虽然曾经显著增多,但都始终没有超过黍。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麦。先民农业活动以外可能还采集野生植物。沟湾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为了解该地区农业发展及野生植物利用情况提供了新资料。     

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生业经济研究——以动物考古学为视角

马家浜文化早期,太湖沿岸的先民们主要通过渔猎野生动物来获取所需的肉食资源,不同聚落野生动物群构成的差异可能与聚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先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有关。他们已经驯化并饲养狗和猪,家猪饲养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提高;水牛尚未被人类驯化,仍属野生种属;除了获取肉食外,先民还会进一步利用动物骨骼和鹿角等来制作所需的物品,有可能会利用某些特殊动物的皮毛资源。     

白龙江流域马家窑文化相关问题探析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白龙江流域,气候适合人类生存,孕育出灿烂彩陶文化,构成马家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家窑文化时期,白龙江流域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水平低于仰韶晚期文化。马家窑文化顺白龙江而下,传播到四川北部岷江流域,扩展了马家窑文化的范围。白龙江流域的马家窑文化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正好介于核心文化区和边缘文化区之间,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白龙江流域马家窑文化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促成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     

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环境与生业初析

大渡河上游的史前文化可以初步划分为四期5段,第一、二期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陶器的演化序列明晰,也有准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它们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而第二期、第三期之间却存在较大的差异,陶器面貌的不同表明文化性质发生了变化。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时期,先民平时农耕,农闲基本不饲养家畜,而是以狩猎获取肉食为主,唯一的家畜狗可能是作为先民狩猎的伴侣。第三期至第四期文化时期,农业在逐步发展,渔猎和驯养对象的种类在增多,家畜驯养和渔猎技术有所提高。导致这一倾向的出现可能与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有关,也可能与气候环境恶化、狩猎和采集的空间和对象缩小减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