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告成春秋郑国贵族墓研究

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友掘出土5座春秋时期贵族墓葬,其中2座墓内出土的青铜器铸有铭文,它不仅对该墓葬群时代断定、对墓主人的身份以及春秋时期郑国历史的了解有较大帮助,而且依据史料进行观察与研究后.认为该墓葬群可能与郑国初期公叔段的墓葬群有关。     

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五凤元年铜带钩初探

河北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一件纪年为五凤元年的铭文铜带钩,殊为珍贵。文章将该铜带钩的制作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前57）时期,使用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至东汉明帝时期;随后对铜带钩的铭文进行补释,并在此基础上对铭文中的“辟邪”“辟兵”“除殃”等思想观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通过对铜带钩羽人、兽面纹饰的解读,对铜带钩性质做进一步判断,认为墓主人佩戴此带钩,具有强烈的长生不死、辟邪除殃的意愿。     

“中山三器”代表的文化同化

“中山三器”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三件代表性青铜器,分别为中山王舋鼎、中山王方壶、中山妾次圆壶。“中山三器”的器型构造独具艺术特征,既带有中原审美的特点,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民族融合之特征。其上的长篇铭文,承载了中原的儒学思想与天道观念。“中山三器”的器物特征及其所刻铭文反映了鲜虞白狄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产生的同化,代表了北地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堪称我国青铜器珍宝。     

博得一身烟共碧 至今青气总凌霄——明嘉靖青花云龙纹大缸赏析

龙缸是明代独特的瓷器种类,起源于明初,洪武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就设立了专门的龙缸窑,但早期产量很有限。到嘉靖时期,龙缸的制作达到高峰,成为嘉靖官窑造物的代表,但烧造亦十分困难,成功率很低。以此为背景,文章以盐城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明嘉靖御窑青花云龙纹大缸为例,对其质地、纹样、龙纹等进行赏析,认为它代表了嘉靖官窑的高超工艺水平。文章还分析万历以后龙缸衰落的原因,指出嘉靖龙缸已成为难以复制的绝唱。通过对明代龙缸发展历程的梳理,全面评述这一独特器物的艺术特征、历史价值和技术成就。     

新疆出土瓷器初步研究

依据现有考古资料,新疆出土的瓷器最早可追溯到唐代,而后宋代、元代均有瓷器出土,清代则为出土历代瓷器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泛者。文献资料中则有明朝瓷器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进入新疆的记载。由此可以勾勒出历代瓷器在新疆的流布范围、种类、规模,显示出中央王朝经营西域的重心,以及当地人群陶瓷使用逐步普及化的过程。清代新疆本土瓷窑业的出现,是瓷器生产技术实现普及的标志,反映了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一体化的史实。     

东汉临为父作封刻石考述

临为父作封刻石刻于东汉延熹六年（163）,清宣统元年（1909）由罗正钧收入山东图书馆（今山东省图书馆）附设的金石保存所,新中国成立后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收藏至今。该刻石为东汉著名碑刻,被诸多金石研究者所重视,但仔细对比原石、拓片,发现以往著录多对其铭文释读不全或误释,或囿于仅见拓本未见原石而对刻石的定性不一。在对刻铭文字进行隶定的基础上,据其形制及铭文内容,可认为该石非墓中石刻,应为墓上祠堂建筑刻石。     

新发现的古代瓷器铭文款识考辨

文章对" 色瓶"、" 公用"等几款新发现的古代瓷器铭文作了分析和考证,为中国瓷器发展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鱼鼎匕》铭文有关器名性质新释

《鱼鼎匕》为罗振玉旧藏,曾著录于罗氏《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第30页(为罗氏摹刻本),现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第三册第223、224页,内容包括考古所拓本、罗氏摹本和罗氏摹刻本三种。《集成》定《鱼鼎匕》为战国器。此器传出山西浑源,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集成》所录考古所拓本正面文字几乎看不见,但有     

句容寨花头土墩墓群发掘报告

2005年4~9月,为配合宁常高速公路建设,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江苏省句容市发掘了寨花头村6座、周岗村2座土墩墓。8座土墩墓共发现墓葬95座,器物群50组,灰坑12座,房址4座。出土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硬陶器、软陶器、玉器等共1334件。本次发掘在土墩墓的形制结构、丧葬习俗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为深入研究江南土墩墓及青铜时代江南地区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     

中国外销泰国“苯扎龙”瓷器研究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中国所生产的瓷器质优形美,享誉全世界。在泰国,人人皆知大量瓷器源于中国。中国瓷器对泰国瓷器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彩瓷更是泰国王室贵族所爱,是后来泰国的"苯扎龙"(BENCHARONG)瓷器之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彩瓷对泰国"苯扎龙"瓷器的影响。一"苯扎龙"瓷器的命名与特征"苯扎龙"瓷器之名由梵文演化而来,"苯扎"(BENCHA)意为"五",而"龙"(RONG,从梵文RANGA演变而来)意为"颜色"。顾名思义,"苯扎龙"就是五彩瓷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