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广东瓷器运输与贸易的考古学观察 ——以窑址以外出土材料为中心

以广东地区宋元时期墓葬、遗址出土瓷器为切入点,可以分析出这些瓷器来自北方、闽浙赣以及华南地区,而且时代不同,其组合也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以广东瓷窑产品在华南沿海地区以及外贸路线上的分布为线索,对华南地区瓷窑产品外销路线问题进行细化,讨论了广州港与明州(庆元)港、泉州港在瓷器运输路线上存在着单向或双向的联系,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兴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原始建筑装饰艺术探源

本文主要通过对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建筑遗迹分析,对新石器时代的建筑装饰基本形态以及特征做了探究。中国原始建筑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更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中主要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建筑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建筑为例,研究了原始社会的建筑装饰形态,深入探索了中国古建筑装饰艺术文明的起源与传播。     

细微之处显赤子真情

近日,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土族研究会举办了鲍义志先生诗集《掌中吟(贰)》首发式,共同分享鲍义志的创作成果。义志先生先后在西宁市政府、民盟青海省委、青海省政协等多个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无论在何岗位,他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履职尽责、服务人民之余,热心我省文化工作,笔耕不辍,他的理论文章及研究报告《喇家遗址和大禹治水》《吐谷浑文化:历史留给青海的厚重礼物》《文化定位和以西宁为中心的青海东部城市群建设》等,都是他长期思考,挖掘青海历史文化、打造文化品牌的精品力作,为青海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关于基层遗址性博物馆发展方向的探索——以宝鸡周原博物院为例

我国博物馆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也随之面临着职能的拓展和延伸,为此博物馆需不断挖掘当代价值,寻找时代发展与自身资源的契合点,探索创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文章通过对宝鸡周原博物院资源优势和劣势的分析,提出基层遗址性博物馆创新发展模式的发展策略。     

良渚反山遗址出土玉器的统计学分析

文章对良渚遗址群反山遗址出土玉器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学分析,对整理后的反山遗址出土玉器样本的平均数、中位数、众数及方差进行了基本观测,并利用皮尔逊矩阵对出土玉器各个器型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作者发现存在一个以上玉器器型的捆绑使用关系。     

内蒙古武川坝顶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

坝顶遗址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西南约1公里处的大青山蜈蚣坝坝顶之上,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2019—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申报国家文物局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对该遗址开展了正式考古发掘。     

出土西域文书残片纸张与字迹成分分析

综合运用多种无损检测技术分析出土西域文书残片纸张和字迹成分、制作工艺及其出土残留物成分和结构等,溯源唐代西域地区纸张生产与应用,考证古墨的加工工艺。研究证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用纸为麻纸,说明唐代新疆和田地区已经生产并使用手工纸;书写字迹是松烟墨;残留土样元素分析与新疆南疆沙漠土质相似,可进一步佐证该文书出土地为新疆南疆沙漠地区。文书上的羽毛、秸秆等可见残留物形状相对完整,非出土残留物,说明文书出土后可能有被保存在农舍附近的历史。本研究的发现和实验结论为文书起源、流转、考证和内容解读等提供物质性层面的参考。     

江苏镇江孙家村遗址周代农业生产的初步考察

镇江孙家村吴国铸铜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植物浮选出稻、粟、黍、小麦、大麦、大豆等农作物和黍亚科、豆科、藜属、苋属、藨草属等杂草以及葡萄、芡实、菱角、栎果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遗址的周代农业生产为稻旱兼作模式,各种谷物在不同时期农业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生产模式自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晚期经历了以稻作为主到稻旱持平,乃至旱作居上的演变过程。孙家村遗址的发现为深入研究宁镇地区先秦时期社会经济提供了新材料。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遗物埋藏层出土1件神树纹玉琮（K3qw∶236）,其平面位置靠近三号坑南壁,紧邻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玉琮材质为透闪石―阳起石玉,整体呈较规整的方柱体,中有周正的圆孔,器表无节槽,有线刻纹饰,刻痕甚浅。玉琮四面均饰弦纹与窃曲纹条带,其中相对的两面各线刻一株神树,形象与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有颇多近似之处。其原先应为一件素面玉琮,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流传、磨损后,才被刻上纹饰。器物形制与齐家文化玉琮高度相似,无疑是受甘青地区文化影响的产物,甚至不能排除这件器物原本为齐家文化产品的可能。神树纹饰具有鲜明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雕刻线条却又略显潦草,或说明玉琮在三星堆文化中尚未被视作礼器。     

云南武定县长田遗址2018年发掘简报

长田遗址位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己衣镇长田村西南。2018年1—7月,为配合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武定县文物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34座、灰坑9座、房址5座、沟2条、灶1个,另有多处野外临时用火痕迹及垃圾倾倒堆积,出土大量陶片、石制品、动物骨骼等。该遗址为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一处重要遗址,为研究长江流域早期手工业生产区域模式、人群迁徙与技术交流等提供了重要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