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的世纪盘点——读《史学理论大辞典》

史学理论主要研究历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整个历史研究的开展具有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的意义。我国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逐步实现旧史学向新史学转化以后,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由蒋大椿和陈启能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史学理论大辞典》,是一部对近百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工具书。     

区域史研究的新起点——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介绍了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本情况,分基督教与东南社会、东南社会现代化与城市化、东南士风、学风的变化、东南经济的近代转型、东南基层社会的变化等专题介绍了与会学的观点,讨论了本次会议的意义及其区域史研究中在理论与方法上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敦煌佛教的世俗化——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 大家好!今天,我们迎来了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佛教的世俗化--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这里,我谨代表兰州大学向前来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利益协调是贯穿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一条主线

为了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上,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理论创新成果。分析其深刻内涵,利益协调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面对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的利益结构分化趋势,利益协调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它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     

为了寻求真谛——读本源先生《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发凡》

2006年1月。连日阴雨间隔,使隆冬时节的上海,更显湿冷难耐了。一天上午,也是阴雨霏霏的日子,我从校门西侧的邮局,取回了一个纸箱邮包,那里面存放着本源先生的压卷大作《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发凡》的手稿,拎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份量很重,很重。我之所以不堪重负,主要不是体力的承重而是精神的负担,先生嘱我为他的书写序,在发怵与惊恐之后,我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份责任,在那里需要学术链条的赓续,更需要精神传统的衔接;又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情怀,在那里有太多的挚爱,太多的期盼……我正这么想着,不觉思绪一下把我带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1949年,对于…     

浅谈高校管理中人本思想的应用

<正>一、人本思想是管理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西方管理理论自产生以来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初以泰罗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泰罗等人在工厂管理实践中倡导科学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     

与杂志一同成长

若不是于沛同志让我写这篇文章,我还真没有想起我们的杂志已然经历了20个春秋。只是当我翻开那一册册的杂志合订本,看着那一页页熟悉的目录,才真实地感觉到这段时光、这段经历的艰辛与漫长。这是新中国史学理论专业创立和发展的20年,也是我个人在这一专业领域起步探索的20年。学界一般将学术团体和专业杂志的出现作为某专业形成的标志。1984年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召开,1987年《史学理论》杂志创刊,1993年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这些都标志着新中国史学理论专业的形成。可以说,史学理论专业的诞生是改革开放社会潮流在史学界的产物。     

再论“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

本文从技术史的理论角度论述了“没有需求就没有发明(No need,no invention)”、“没有需求就没有发展”等技术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中国古代(青铜时代)在发达而成体系的青铜范铸技术环境里是不可能孕育发展出“熔模铸造体系”的,并以曾侯乙尊盘的铸造工艺及相关的模拟实验结果作进一步的论证;同时,对中国古代“失蜡工艺”起源于商周青铜器“焚失法”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指出,“失蜡工艺”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铸造“西洋风格”的佛像传入我国。     

中共在徘徊中前进时期为伟大转折所做的理论准备

徘徊中前进时期在党史、国史上都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时期。实际上,通过大量的史实可以发现新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跨向伟大转折的开端离不开这段时期各方面的准备,理论准备就是其中的必要准备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工作重心、对内和对外方针政策的伟大转折,与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对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平议

1974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其“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还存在着变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这种忧虑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是富有远见的。他力图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寻找产生这种危险性的原因,其方法科学,思考深刻。但由于对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有误解,其分析和结论存在着片面性和差错。在理论指示中,毛泽东还强调要防止在工人阶级中、机关干部中和党员中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其正确性已经被国内和国际的实践证明。在1975年宣传贯彻理论指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个物质基础,对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存在的根本不足作了弥补;他致力于运用理论指示解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等问题,以实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的积极引导,可说是对毛泽东的理论指示的一次实践检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拒腐防变”的历史性课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的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