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有关中统局泰兴县调统室运作状况史料一组

现存于泰兴市档案馆的这组史料,反映了1947-1948年间国民党中统局泰兴县调查统计室组织临时行动队,开展情报、组训、学运、调查等工作以及有关人事安排、工作计划、会议建制等情况,对于研究中统在地方基层组织中的运作状况有一定参考意义。     

“吾心有主”才会“心有长城”

宋元之交有个著名学者叫许衡。他一生主持国学,兴办学校,以儒家六艺为国学内容教化百姓,官至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他认为心与理“一以贯之”,可以“宰万物,统万事”。主张“存养”使“气服于理”。其学说对程朱理学的传播和世风淳正有一定的影响。     

“五味杂陈”话方志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可为治国理政提供智慧经验。     

寓“管治”于“教化”？——《连阳八排风土记》的编纂与清代广东八排瑶社会

本文尝试结合自明清易代以来广东连阳地区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重新审视康熙年间连山知县李来章编纂《连阳八排风土记》之过程。李氏编纂此书的目的不仅出于应对地方官员之间在权责上的矛盾,也为了证明“教化”瑶人的意义。尽管官府不断推广教育来开化瑶人,但“八排瑶”这个人群类别在地方社会的不断交往、竞争中保留了下来。该书的编纂不仅影响了官府和士大夫对于八排瑶的历史书写,也影响了后世对于八排瑶作为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塑造。     

乾隆朝清宫十八罗汉唐卡名相解析

藏、汉两地佛教经典及佛学之传播,直承印度晚出之大乘佛学,但罗汉信仰却在两地佛教中均占一席之地,尤其是于汉藏两地家喻户晓的十六罗汉(后演绎成十八罗汉),不仅与佛和菩萨一样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而且以之为题材的绘塑作品更是广泛流传,及至帝廷内苑亦多有供奉收藏。清乾隆时期为安抚蒙藏势力而极力推崇藏传佛教,此信仰尤以宫中为盛,帝室庋藏、绘制及供奉有大量藏风浓郁的十六或十八罗汉唐卡组画,其名称、图像特征、排列顺序乃至绘画风格等与清官旧藏的内地各派罗汉图相比,同中存异。乾隆帝及藏传佛教大师们在对藏密佛像进行大规模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同时,也涉及了汉藏两地十分流行的十六、十八罗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乾隆时期清宫特色的十八罗汉图像标准。     

当西方史学遭遇中国经学——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春秋》经学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1721)刊刻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底本,并将其作为译注的重要参考,但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与封建帝王的春秋学格格不入。理雅各视《春秋》为史书,他持"真实性"原则否定了《春秋》的褒贬之义及书法、义例,又因"真实性"原则消解了康熙《春秋》的编者在褒贬之处寄寓的经世之用。理雅各与康熙《春秋》编者的激烈冲突,反映出19世纪西方史学与东方经学两个学术体系的扦格难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窒碍。     

明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以永乐、嘉靖为中心

明代庙制建立于洪武时期,以后屡有变革。而藩王继统是引起庙制变革的主要因素,如永乐、嘉靖二朝,尤以嘉靖朝的庙制变革为巨。永乐篡权夺位的政治斗争,反映在庙制变革上首先是永乐皇帝排除建文一系,重构宗庙象征的帝系传承,明代宗庙帝系残缺由此开始;其次,永乐迁都也造成“一国二庙”的双庙制出现。嘉靖时期庙制变革以“大礼议”为起点,持续了二十多年。嘉靖庙制变革包括两个阶段:世庙与太庙并存;兴献帝“称宗入庙”。与此相联系,宗庙形制经历了“都宫之制”和“同堂异室”的轮回。     

从史实论十四音与四声起源及诗文声律论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佛学与玄学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佛教逐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名士兼擅佛理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南朝宋侍中何尚之答宋帝时,曾历敷东晋以来长于佛理的名士异德：     

语语珠玉 如闻如视——郑珍《母教录》品析

清代诗人郑珍的《母教录》是在其母永诀之时摹其母生前之音容笑貌记之。其文立意殊俗,虽自然平实,却生动真切,娓娓道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至情至理,语语珠玉,真实感人。细细品来,一位勤俭仁厚,聪慧贤德,爱子至深,教子有方的贤母形象鲜明地伫立于读者心目,生动地体现出母贤子孝的深刻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