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百色起义入志一些问题的思考

百色起义是近代史上在广西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广西地方志书必须记述的重要内容。百色起义入志必须适当突破志书的一些传统体例,以完整记述百色起义的历史。同时还要处理重点与一般、市志与自治区通志及县(城区)志、专篇与其他篇以及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的关系,以保证志书的质量。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思考--访社会学家李培林

编者按: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于2006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将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一五"期间,党和政府将把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原则,并以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为什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此,我们采访了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培林研究员.     

政治领导与马来西亚国族“打造”

与一般情况不同,马来西亚国族的“打造”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化上相对滞后的马来人企图同化文化上相对先进的华人;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在国族“打造”过程中没有采取独裁统治下通行的强制同化政策,而是采取妥协与合作的做法。文章认为,这两个特点既体现了政治领导对马来西亚国族“打造”的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族群(ethnic groups)相互交往、自然融合并不是多族群国家国族形成的惟一模式。     

对续志篇目创新的思考

续志篇目创新的原则是稳定格局,适度调整,优化组合,科学创新。续志创新：要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志首的概述应根据三级志书的不同特点有所变化;增设专记,弥补志书整体性不足的弱点;增设反映行业事业总水平、总面貌的篇章;融合诸体,完善结构;突出实体,排列有序;以横为主,宜纵应纵。     

中世纪盛期西方理性主义的盛行及其意义

在信仰至上的西方中世纪时代 ,理性主义不仅一直存在 ,而且从弱到强 ,并最终导致普遍理性在中世纪盛期的确立与盛行。同时 ,一股追求个体的自主的理性的潜流也逐渐萌生。而 1 3— 1 4世纪的拉丁阿维罗伊主义、新奥古斯丁主义以及经验科学精神作为一股日益强大的思想潮流不仅导致理性与信仰的分离 ,为某种程度的思想自由和个体的自主的理性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 ,而且还使重视观察、实验和数学的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孕育 ,从而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来源。     

民歌与当代美学问题

在现有的美学体系中,民歌与美学几乎毫无联系。美学是研究美和艺术的,民歌是艺术的一种,而且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的、起源最早也是最有生命力和历史感的一种,但经典美学的体系里却没有基于民歌的美学思考,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构建方志心理学的思考

本文从研究方志心理的缘由说起,论述构建方志心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初步探讨方志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认为,方志心理学是方志学、心理学和美学相交叉的边缘学科,是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分支。构建现代形态的方志心理学．对完善方志学科体系,推进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圣诞购物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国的消费者以信心+理性面对,圣诞购物,热情依然。纽约、香港作为都市时尚潮流的中心,有林林总总的顶级购物休闲场所,世界潮流的流行元素从这里发端,舒适的购物环境让每一位"飞去来兮"的商务人士仿佛置身时尚殿堂,恣意着每一刻的唯美心情。圣诞快到了,让人们跟随着商旅人士的步伐悄悄接近国际都会,来一场愉快的风尚消费。     

20世纪中国历史思考的现代性情结

“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属性,是对传统社会的性征“化成现代“的表征。现代性内涵就思想观念层面而言,主要包括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民族国家的政治观、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当它们用于认识和解释历史时,便分别体现为进化史观、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以及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自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受到这种内在的现代性取向的强大影响,渗透着浓厚的现代性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