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医院与外交:全面抗战之初的教会医院(1937—1938)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教会医院处于"非军事的、中立的、第三国的机构"的地位,其处境与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国家与日本在远东的外交关系。教会医院虽遭到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轰炸、占据、劫掠等侵害,但从宗教与世俗的目的出发,继续在华开展工作,积极从事战时医疗救助等活动。欧美各国为保护教会医院虽与日本进行了交涉,但在其整体对日妥协的政策下,这些交涉显得较为软弱,没有取得应有效果。日本虽然声称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但对教会医院的侵害一直没有停止。这一切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也是欧美国家远东政策的必然结果。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术

郑和下西洋是“宣德化而柔远人”,外抚四夷,“厚往薄来”,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历时28年,进出口货物数百种类上千万担,旅客上千人次,驾驶各型船舶,选择最佳时期和航线,运用通信导航设施,保障航行安全,货物配载,旅客服务,船舶管理,科学航海,郑和航海术到达相当高的水平。[第一段]     

1934-1936年间国民政府划拨外交机密费史料一组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国民政府,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军政,汪精卫则出任行政院院长并兼外交部长等职,主持内政及对日交涉。不久两人在合作过程中矛盾加剧,为拉拢汪氏继续在前台主持,经中政会议决由财政部于每月初拨发5万元作为行政院外交秘密活动费。本组史料从一侧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前蒋汪两派合作与争斗情形。     

1863年越南潘清简使团赴法与《西贡条约》修约问题

1862年越法《西贡条约》签订后,嗣德帝不满割地条款,旋即遣使赴法谋求修约。面对西方冲击,越南自认迅速找到了条约体系的运行逻辑,试图通过签订新约来争取利益。对于越南的非常之举,法国做出了应对,在越南使团赴法旅程中不断展现自己在世界范围的实力,并对越南士大夫进行“政治教育”,以使越南融入殖民世界和接受近代外交规则。在双方的互动进程中,可以看出殖民势力内部的异质性,法国海军内部“知越派”对殖民政策存在分歧。越南潘清简使团则以法国的财政困境作为修约的突破口。但是,谈判真正开启后,越南受制于原先宗藩体系的历史经验,同情越南的“知越派”何巴理也未能在狭小的谈判窗口打开时真正有助于阮朝,而法国海军的强力反弹使得越南修约最终失败。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京剧外交使者梅兰芳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一生共演了400多出京剧,不仅为繁荣发展祖国的京剧事业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令戏曲界赞叹不已,而且将“国粹”闯出国门,冲出亚洲,征服欧美,驰名全球,开创了中国京剧外交历史的新篇章,荣获了海外文学博士的桂冠,被称为全球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的艺术大师。     

试析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革命外交取得成功的原因

内乱招致外患,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外交在内战期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何妥善处理“外患”,以期顺利平定内乱、维护国家统一,140年前美国内战时期的外交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外交斡旋、非官方出访和舆论策应——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特殊运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争取同盟抗战而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除了正常的以政府的名义与其它国家进行直接的交往之外,还采取了几种特殊的外交活动形式。这就是外交斡旋和信息交流来促成国际互动;利用社会团体和私人出访的方式争取外援;通过广泛的国际宣传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这些方式是正规外交活动的补充,从而使当时中国的抗战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从莫尼克公主到莫尼列王后

1956年2月,西哈努克亲王以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身份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时中柬尚无外交关系,这无疑是一次打破常规的重大外交行动,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我被指派为全程陪同西哈努克的主要法语翻译,前往广州迎接。在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西哈努克亲王站在舷梯顶端     

庐山的抗日烽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6月、7月两次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谋求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亦于5至7月召集各方名士参加庐山谈话会,讨论抗日事宜。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庐山作为“夏都”来经营,抗日战争前夕和前期的多项决策在庐山作出,许多与抗日有关的事件在庐山发生或与庐山相关联,庐山实际已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策源地之一。7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对日外交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也表明了国民党抗日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