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断想：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

看历史上的变革是近一些还是远一些好?我觉得,后人从历史经验和教训积累的高度看,易于从历史中得到教益,远些好。我国近代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至今已有90年,我们站在今天时代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去看这次革命,肯定会产生许多感想,这些未必就是历史研究的正式成果,但是它们具有的朴素性和敏锐性也许会使人们觉得亲切。笔者在这篇短文中要写的,恰恰就是这类不拘一格的断想。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外交,近年来已经成为海内外学关注的热点。诸如战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旧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对美英等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开拓,均已有不少论问世,探究其中的缘由及曲折历程。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战时外交的研究范畴,也认识到“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续）

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此后至1973年5月双方互设联络处,结束通过秘密渠道进行沟通的方式,建立起正式的直接的联系机构,中美双方一直从实现各自战略构想的大方向上,谋求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但是,越南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仍然希望北京能够影响河内的谈判方针,以助其尽快摆脱战争梦魇。中国这时对越美方针的变化可以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英国外交档案中的丙午年（1906）湖南铜元局

铜元由制钱缺乏开始兴起,不数年即因各省为逐利设厂滥发,至弊端丛生,价值大幅滑落,导致清政府遂行整顿,裁撤部份铜币厂。湖南铜元局即其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并归湖北省。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上）

1960年代,是中国对外政策急剧变动,中国外交陷入严重动荡和自我孤立境地的一段灾难性的时期。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     

毛泽东“三个世界”外交战略划分理论与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

毛泽东主席于上世纪7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外交战略划分。该理论的提出,成为当时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它对打破当时僵死的"两个阵营"世界格局,对我国国际地位的跃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本文从分析"三个世界"外交战略划分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原因入手,着重探讨它对当时新的世界格局的促成和中国国际地位跃升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现实意义。     

“纵横讲堂”第五讲 吴思科：我所亲历的中东外交

2014年5月9日上午,高级资深外交官、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先生掬临中国文史出版社,为全体员工举行“我所亲历的中东外交”讲座。吴特使曾任中国驻沙特、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首任全权代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等职,2009年起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在40余年的中东外交生涯中,吴特使亲历了许多中国在中东外交方面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