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随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

1966年6月16日至24日,应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的再三邀请,周恩来总理由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陪同,对罗马尼亚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这次访问中,周总理以高超的外交艺术,成功化解访问中突发的分歧和矛盾,使访问获得圆满成功.我当时在外交部苏欧司工作,作为翻译,亲身经历了访问的全过程,至今难以忘怀.     

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晚清外交中的粤人群体

晚清时期是岭南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粤人精英在历史舞台上活动十分活跃,表现十分突出,有不少走在时代前列的全国闻名的重要历史人物。值得一提的一个现象是这一时期的粤人历史名人在某些领域中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的,例如在思想领域中的主张维新变革和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买卖阶层、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在政治领域中的外交家,而且为粤人历史人物在下一历史时期即民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下了基础,     

黄华让我坐前排

转业十几年来,常常有人问我：“十五年军营生涯”,驻地又在海南三亚,经历的事情肯定不少。”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民族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本文着重探讨如何理解国家主权原则层面上的民族问题,指出依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民族自决权的实现主要限于非殖民化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不是支持已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分离运动。文章指出,虽然中国等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实际上与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是一致的,但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国有关民族问题的争议仍然存在,其主要原因是不同性质的国家(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后殖民国家)在与国家主权相关的一系列观念认识上存在分歧。     

政治领导与马来西亚国族“打造”

与一般情况不同,马来西亚国族的“打造”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化上相对滞后的马来人企图同化文化上相对先进的华人;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在国族“打造”过程中没有采取独裁统治下通行的强制同化政策,而是采取妥协与合作的做法。文章认为,这两个特点既体现了政治领导对马来西亚国族“打造”的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族群(ethnic groups)相互交往、自然融合并不是多族群国家国族形成的惟一模式。     

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

针对近年来的“外交新思考”的讨论,作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是1871年中日直接交涉以来最好的30年,在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提出联合日本对抗美国是无的放矢,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不是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良策。近几年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推进亚洲和平,首先要解决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     

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

对 1 9、2 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 ,同时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国外交史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合理性 :其一 ,海外扩张是否违背了局限于大陆拓进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其二 ,海外帝国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国人视为立国之本的民主理想。自 2 0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产生以来 ,无论是理想主义史学的“背离说” ,还是现实主义史学的“国家利益说” ,都不能说明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修正派史学虽然揭示了美国扩张外交的本质 ,但由于其“由内到外”的研究体系的局限 ,最后难免落入孤立主义的陷阱。本文着重介绍了“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 ,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中世纪盛期西方理性主义的盛行及其意义

在信仰至上的西方中世纪时代 ,理性主义不仅一直存在 ,而且从弱到强 ,并最终导致普遍理性在中世纪盛期的确立与盛行。同时 ,一股追求个体的自主的理性的潜流也逐渐萌生。而 1 3— 1 4世纪的拉丁阿维罗伊主义、新奥古斯丁主义以及经验科学精神作为一股日益强大的思想潮流不仅导致理性与信仰的分离 ,为某种程度的思想自由和个体的自主的理性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 ,而且还使重视观察、实验和数学的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孕育 ,从而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来源。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