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外交策略及实践

从"追随英美之后",到"适处英美之间",再到单独对华妥协,日本政府在五卅交涉中经历了复杂纠结的外交决择与战略转向。与之相呼应的是,曰本与执政府的积极互动,对官、商、军、学、工等地方势力角逐的深度介入。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基本策略与实践。"金蝉脱壳",既是日本五卅交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列强在华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动。     

科学主义和有限理性在政策实践中作用浅析——以碳减排政策为例

科学主义和有限理性决策是分析政府政策的常用理论模型。以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为例,分析科学主义和有限理性理论在政策制定中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有助于发现政策问题及给出合理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科学主义和有限理性决策加深理论认识,更为客观地看待政府政策的效用与问题。     

甲午战争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

甲午战争后,日本民间为对抗美欧扩张在华权益而提出旨在与中国等亚洲国家间提携甚或结盟的亚洲主义论调,在其嬗变过程中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紧随局势变幻而频频翻新名称和言说;一是始终未变其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质,及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所不屑的边缘地位。     

顾维钧与张学良的莫逆之交

张学良（人称＂张少帅＂）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曾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元老,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后来,张、顾两人因缘相识,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换个角度看香港

正香港特区政府作为法治精神的守护者,文明社会的管理者,努力以法律理性作为实践智慧,以程序公义作为办事准则,以诚实守信作为行为价值,正致力于把香港打造成为一个廉洁高效、公平正义并充满竞争活力的国际大都市。     

夫人外交，与政治无关？

第一夫人的角色和地位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她们的作用往往取决于各自的风格。可无论是做家庭主妇还是时装模特,做公益代言人还是总统的政治伴侣,她们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让丈夫和国家变得更有人情味。为此,她们各显其能     

论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

英美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明显不同:英国主张尽早承认,尽管其决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事实承认到法律承认的递进过程;美国则始终坚持反对过早承认和主张有条件承认,具有不承认的实质性内容,并注定了不承认的结局。1949年1～5月,英美分歧凸显;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英美就承认问题不断磋商,但整个协商过程表明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各行其是,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早在1950年初美国在近期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在宪法的引领下凝聚改革的共识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似乎走入了误区,少数经济学家成为了公众批判的靶子,有些经济学家奋起反抗,要求公众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学者的反驳换来的却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王炳南与新中国外交

王炳南同志是新中国外交界的元老之一。他生逢乱世,献身革命,怀一颗赤子之心,不求闻达,鞠躬尽瘁,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许多非常人所能为的业绩。他为人宽厚坦诚,重情谊,严于律己,生前人们多以“炳公”称呼,以示亲切,是值得敬爱和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