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的一件逸闻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清伦,在圩内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     

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

中国当代史是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大时代的历史。置身其中的人们,将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提供文化积累价值的极有意义的事情。     

范长江为《大公报》写通讯

范长江（1909—1970年）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他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新闻史是分不开的。     

保证志书质量的思考

二十多年来修志工作实践证明,志书的生命力取决于志书自身的质量,这在方志界也已形成共识。志书质量是一个综合概念,是一个总体衡量标准,从组织领导到工作运行,从队伍组建到业务培训,从编纂指导思想到具体编纂业务,从搜集资料、设计篇目到编写志稿,从政治方向、史实内容到体例文风、书写规范,直至印刷出版,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有个质量问题。因此,在我省二轮修志方兴未艾之际,为了能编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作,我们很有必要对志书质量这一重大命题,结合修志实践,作深入的探索,并形成一套系统、全面、可操作的制度。以下结合修志工作谈些个人的体会,供同志们讨论。     

“五四”今年过米寿——读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有感

新年伊始,一阵强劲的春风化解了冰冻多年的神州大地。温家宝总理年前对文学艺术家发表的交心交底的谈话触动了人们的心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知名人士发表了同样激情的谈话,也推心置腹向我们的总理交底交心。这种上下一心互信互爱的政治空气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空前的话。我国传统的做法是,领导发表文告,全国各地纷纷表态支持,气势虽然磅礴,但人们看得出来,这种千篇一律的表面文章,大都是出于政治需要,甚至是由上级指示组织的。这次对温家宝谈话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自发地发表评论感想。他们的一些真心话甚至是冒着触犯当局禁忌的政治风险说出来的。我国有影响的月刊《炎黄春秋》给这次历史性的上下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深得人心的平台,真是难能可贵。     

许昌天宝宫及其前期兴衰的宗教政治背景

河南省许昌天宝宫,是一处始建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具有明清风格的古建筑群。宫内所保存元代以来的碑刻、石刻、砖雕、木雕等大量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元明两代该宫的兴衰及其宗教、政治指导和艺术特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湖北花鸟画与『两张一王』

20世纪初叶的历史风云,使湖北这个灿烂楚文化的发祥地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工商业基地,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的心脏地带,抗日战争最大规模会战处等．几度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舞台。凡此种种,决定了近代武汉的人文特色——政治人物密集、经济人物未成大器、文化人物巨匠纷呈。风云际会集聚才俊荟萃。20世纪湖北画坛上,张肇铭、张振铎、王霞宙以及徐松安、邓少峰、闻钧天、赵合俦等画家的花鸟画强势创作,构成了湖北画坛中国画创作的一道亮丽风景。     

数字图书馆是网络时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的高级阶段,它是通过现代技术将文献资料数字化,并将其有序地组织起来,利用网络提供给读者的一种全新快捷的服务方式,并真正做到资源共享。数字图书馆工程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信息资源数据库和信息网络。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全系统的交互性,就如同一张大网,使每一个图书馆都处于这张大网的结点上。对于网络上的读者来说,无论你是哪种级别的图书馆,只要提供的信息对他们有帮助,读者都会使用它。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如何把好“四关”

<正>志书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如何把好志稿的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风关是每个地方志工作者应认真把握的问题,那么在志书编纂过程     

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