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与威权--对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经济根源的个案研究

根据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欠发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现实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巴西,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威权主义,而非民主政治。其原因在于巴西的现代化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首先实行经济紧缩,而经济上的紧缩则要求政治上的权威。巴西1964年的政变虽只是一个个案,但它表明,不能用西方现代化“和谐的”、“直线的”道路来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     

宛西自治:一场夭折的区域现代化实验

20世纪30—40年代,宛西地区发生了一场在“三自主义”指导下的区域性现代化实验。这场以追求“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为目标的实验．植根于本土化的基础之上,由于地理环境的独特和地方精英的努力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理论的局限和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容忍,得不到广大贫苦群众的拥护而中途夭折。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     

妻子参与旅游决策的研究

本文将旅游决策划分为17个小任务。要求接受问卷调查的妻子就每一项任务的参与程度评分。调查发现,理财活动的参与程度低,而某些任务的参与程度却较高,如“购物”,“选择餐厅”,“收集资料”和“准备行李”。本文还验证了两个假设：①妻子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旅行的性质对其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有正面的影响;②妻子的参与程度具有稳定性。本文最后讨论了此项对市场营销的启示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再思考

土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头等大事,考察各个时期的土地主张是认识近代中国各时期政权属性和立场的重要指征。对土地权利的探讨,则是研究土地问题的核心。“权”的力量伴生着“利益”,“权利”往往会被视为一体,因此在面对“平均地权”理论时,研究者们基本默认了地权与地利一体,讨论的空间通常建立在两个点上——国家对土地的态度和国家可行使权利的方针内涵,而没有对方针内容能否对应“平均地权”题目做出回应。事实上,“地权”和“地利”两个概念在“平均地权”理论中并不适合做一体化讨论,推行这一理论,无法通过“地利”的平均实现“地权”的平均。     

寻求新时间:启蒙与反启蒙的时间性北大核心CSSCI

以赛亚·伯林和其他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把启蒙与反启蒙运动塑造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反启蒙是从启蒙内部而起的批判,因此在许多方面两者是重叠的。不过,在关于时间的看法方面,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启蒙的时间更多倾向于年代学意义上的,可以被打上"空洞的"标签。而反启蒙对时间的感知却是"具体的"且与历史时间如出一辙。这两种不同的时间必然造成了在同时性问题方面不同的结果。     

恐龙馆:重返恐龙时代

安吉馆恐龙馆以"重返恐龙时代"为主题(图一),集中展示了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各个地质时期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恐龙及其生活环境,包括浙江地区的恐龙以及与恐龙生活在同时代的海洋和空中霸主。丰富的恐龙展品(化石标本、化石骨架、模型骨架、复原模型和动态模型等)、真实的场景还原、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仿佛将观众重新带回了那个古老的地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