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分形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

本文基于分形理论,借助聚集维数、空间关联维数及形态维数,对茂名县域、市域及镇域乡村聚落分形特征进行研究,并从自然地理、人口、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探讨分形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乡村聚落呈多尺度、多分形特征.聚集性从市域到镇域呈从地理导向到行政导向的趋势,高城镇化水平地区聚集...     

石家河大聚落 长江中游文明的崛起

正长江中游地区以三峡出口宜昌至江西九江湖口为界限,长江从中穿过,四周为山地丘陵,中间是广阔的两湖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场所。《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中国古代史的长期研究证明,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首次超过黄河流域的时间是在隋唐以后。而长     

哈民忙哈聚落 科尔沁草原史前一瞬间

所谓科尔沁地区,是指内蒙古东部、松嫩平原的南端、辽西山地以北、大兴安岭东南、连接着辽河平原的区域,其总面积达42300平方公里。科尔沁腹心地带介于辽西、松嫩、吉长三大考古学文化区之间,其地理位置的文化意义十分重要。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辽河流域远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纵横驰骋的历史大舞台。     

实践·思考·创新——《南方文物》“聚落考古”专栏开栏辞

关于聚落考古的实践,在中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早在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和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已经有了聚落考古的萌芽。到了1928年开始发掘安阳殷墟时,已经大规模地揭露殷墟宫殿区和王陵区,实质上这就是在做聚落考古,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聚落考古的理念罢了。苏联考古界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学者批评传统的考古学"见物不见人",从1934到1940年,着手在乌克兰境内的特里     

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纵横谈

2012年5月25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聚落考古中心在北京主持召开"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十余人。会议围绕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后,受《南方文物》编辑部的委托,我们又邀请了另外一些从事大型聚落考古的一线学者,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中心与《南方文物》编辑部共同举办的大型笔谈——"聚落考古方法纵横谈",现将出席"大型聚落考古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会议代表的发言及部     

北宋宦将周文质事迹钩沉——兼谈南市城收复重筑及静边寨段边壕开掘

宋继承并发展了唐中期以来太监监军制度,使得宦官参预军事,造就了一批功勋卓著的宦将。周文质历事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深得真宗及其皇后刘氏的信任,广州监兵时参与平定以宜州戍卒陈进为首的兵变,澶州战役中率部射杀辽将挞览。黄河决口棣州后奉命修筑新城,在陕西泾原路积极配合曹玮防御嘣厮罗势力东扩,位至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是一位屡建功勋、堪载史册的著名宦将,然而《宋史·宦者传》却不载其事。本文在梳理周文质主要事迹的基础上,重点对其领军配合曹玮收复南市城、修筑静边寨及开掘边壕等事迹作了分析,以期对研究北宋宦官制度及甘肃地方史有所裨益。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环南海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

2011年11月3日至4日,由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海南师范大学和海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海南省南海区域文化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环南海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市召开。来自国内外30余所高校及20余所科研机构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聚落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2011年12月14～17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召开了题为《聚落与社会——以庙底沟时期考古新发现为中心》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介绍了高陵杨官寨、白水下河、华阴兴乐坊、彬县水北、黄陵桥山、彬县水北等近年来仰韶时代中晚期的一些重要收获。庙底沟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多年的沉寂后再次激起了学界的热情,与会的50多位学者围绕文化分期、聚落研究、社会演变、经济环境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期间,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杨官寨遗址并观摩了相关遗址的出土标本。     

水与城: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综述

为了探索正在急剧消失的成都平原"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的关系,本文借由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比较集中地综览了平原上史前各聚落城址之间的历时性共性,对史前城址聚落群与成都平原的地貌、水系、文化习尚、宗教信仰等关系的研究,以及各聚落城址的内部特征予以研究述评,以求探究成都平原上这种"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城址及水的关系。     

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

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00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000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